2000年3月15日彭明敏寫給李登輝的信 編註:2000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數日，彭明敏寫信，透過友人送交李登輝。   一、選戰劇烈，結果如何無法預測。 二、連戰勢面，不能樂觀。其原因除其個人因素以外，因為主持選務，尤其文宣者，似都屬於反李、反本土、非主流的大中國主義者，故其文宣內容幾乎與李敖之流的觀念相同，都是反李、反本土、反台灣人，不但沒有絲毫本土氣味，更無台灣意識，都是反李、反台灣人、反本土、親外省人、親中共的，尤其對「台獨」的攻擊過分惡毒，跡近歇斯底里，與中共文宣無異，普遍引起有台灣本土意識者的反感。可謂連戰已經失去台灣庶民的支持，他似乎已不把台灣多數人放在眼中，專心討好外省人、中共和大企業家。他似乎忘記選民多數是台籍，相當有本土意識，若果失去他們的支持，無法當選的。說這些話已經太晚，但還是要說，讓先生知道。 三、選舉結果既然難以預料，請先生預作應變的各種準備(心理上及實務上的)。尤其最壞情形發生時，如何應付，必須預作萬全準備。 四、萬一宋當選，國民黨內將出現何種局面，因本人不諳黨內情形，無法置喙。 五、萬一陳水扁當選，他仍會非常尊重先生(可能比當選後的連戰，更會尊重先生)，陳水扁不會造成先生難堪的局面，但反李及非主流所控制的大媒體一定會對先生大肆攻擊，毀謗、中傷、抹黑、污辱無不用其極，這種言論可能充斥一時，他們必會製造「輿論」，一致要求先生辭去黨主席職務。 六、為了台灣的將來、民主的前途、社會的安定，請求先生千萬要堅定忍辱，絕不應氣餒，絕不應辭去主席職務。立法院還是國民黨多數，先生必須掌握這股力量繼續主導國防外交等要務，否則過去先生辛辛苦苦建立的民主成果，對中共侵略的提防以及本土化的一切努力將崩潰於一時，台灣人命運悲慘矣。 七、最壞情形萬一發生，我們會全力呼籲所有台灣人，包括陳水扁及民進黨內有心者，結集力量支持先生繼續成為台灣社會安定、抵抗中共、推行民主的中心力量(尤其黨產妥善處理以後，可以認真考慮台灣政黨重新洗牌的問題)。 八、請先生預做準備，如何應付最壞情形的發生(包括文告聲明等)。  

【說說這本書的故事 】之2 《解讀二二八》 1992年，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擬出版一套「台灣歷史大系」，委請台灣史大師曹永和教授擔任總策劃。希望動員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學...等領域的學者，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對社會大眾做台灣史全面綜合的介紹。 我應邀書寫的主題是「二二八事件」。全書章節安排依序是：「導論」、「迎接新時代」、「『新總督府』」、「動盪不安的社會」、「文化的隔閡與衝突」、「二二八事件」、「結語」。 成書後，好友劉克襄建議總編輯魏淑貞，將此書取名為《島嶼新胎記—從終戰到二二八》，於1993年3月出版。 自立晚報停業後，本書無法再發行。於是我交由玉山社出版公司再版發行，書名改為《解讀二二八》，於1998年出版。 原來書名叫《島嶼新胎記》時，銷路不佳，我猜想可能有人看到「島嶼」兩字，誤以為是地理的書，或看到「胎記」兩字，誤以為是醫學的書。改名《解讀二二八》之後，正式將「二二八事件」名稱標舉出來，銷路終於打開，但是誹譽也隨之而來。 《解讀二二八》出版約一個月後，我接到企業家許文龍先生（奇美創辦人）來電，約我見面。我剛好家住台南，所以乘返鄉省親之便，就去奇美拜訪他。他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們一見如故，飲茶暢敘。許董事長還拉小提琴給我聽。我記得他拉了一首「恆春民謠」（又叫「恆春耕農歌」），我說：「這是早期台灣南部的平埔族的歌謠演變出來的。」他聞後頗有喜色。但我心裡急著想知道他請我來到底有何貴事？終於忍不住開口問：「董事長請我來，不知有何指教？」 許文龍笑著說：「你最近寫的《解讀二二八》，足好，裡底所寫的大誌，攏是我看過的，我想欲買幾本來送人。」許文龍僅比家父小兩歲，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已將近20歲。所以經歷過二二八歷史的他，對我的二二八書寫極有共鳴。 我太高興了，連忙說：「董事長，您免買，我送您沒問題，您需要幾本？」 許文龍連忙說：「當然袂（bē）使乎你送，我欲買兩千本。」 我嚇了一跳，問：「您買這濟？」許董事長說：「我欲送乎我的員工，一人一本。做一個台灣人，袂（bē）使不知二二八事件！」 我被眼前這位企業家大大感動！我的感動，不是因為他一句話就讓我一版才印兩千本的書隨即售罄；而是這位企業家，不像一般只顧賺錢的富商，也不只是擅長經營企業而已，他更心存台灣，重視文化、歷史、音樂、藝術....。他的「奇美博物館」也就是在這樣的人生境界中起造的。 許文龍先生買了兩千本之後，讓我的《解讀二二八》隨即進入第二刷。之後，許文龍找我和玉山社負責人魏淑貞商量，請我將此書再精減為節錄版，並授權給奇美文化基金會自行印行，可免費大量送人，我們當然欣然同意。許文龍在節錄本裡面又附錄一篇他自己執筆的〈台灣的歷史〉，可見他對推廣台灣史的用心。 像許文龍先生這樣，還有許許多多位當年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台灣前輩們，對於我的《解讀二二八》的敘述與論述，都頗有共鳴，此處不在贅述。 但是有一些習慣於「黨國意識」的所謂「外省人」，對於我站在台灣主體立場的二二八論述，相當玻璃心，於是辱罵之聲也隨之而來。有一位號稱「藍天聯盟」的武先生，經常在網路上公然侮辱我、誹謗我，罵我是「學術騙子」，說我很會「說謊」，並且罵我「邏輯不通」。但是觀其反駁我的文字，其實與邏輯學（Logic）無關（可見此先生並不知道什麼叫做邏輯學）。而且他擅長用文字陷阱誤導讀者觀眾，我且舉一例來看，我在《解讀二二八》第一章中寫道：「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說，日本投降的對象是整體盟國，而不是單一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當時是盟國的一份子，當然也是日本投降的對象之ㄧ。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在臉書上把我那句「日本的投降，並不是向中華民國投降，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改成「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不是』變成『沒有』，在語意上相去甚遠。經他這麼一改，再斷章取義把我的後半句「而是向聯合國盟軍投降」省去，結果變成「李筱峰說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我於是變成偽造歷史的「學術騙子」，接著他的臉友們也跟著他群起而攻，什麼「沒有良心」、「無恥」、「誤人子弟」、「台獨騙子怎有資格當教授」…各種辱罵紛紛出籠。老實說，如果真有一個講出「日本沒有向中華民國投降」的李筱峰，我這個真正的李筱峰也要痛罵他一頓。但事實上，那個李筱峰只是他們假想的風車。這群被誤導的「現代夢幻騎士」有誰真正讀過我的書？但是卻可以義正辭嚴的對我這座「台獨風車」發出攻擊。他們對台獨的痛恨，可能因此更為加劇，徒增社會的對立與衝突。 這位武先生習慣把不符合他的「內定結論」的言論扣上「說謊」的帽子，例如，二戰後的台灣社會，失業激增、生活逆退、許多高位被來自中國的「外省人」壟斷…，這是歷史常識。揆諸當年的媒體社論、國內外的新聞報導（包括中國大陸上的新聞、評論），以及後來的許多回憶錄，史料歷歷在目都可以印證，我們的長輩還有多人健在，記憶猶存。但是這位武先生卻引陳儀的官方資料說我「欺騙說謊」。「說錯」和「說謊」意義是不同的，如果明知是A，卻故意說成B，那才是說謊；如果是因為史料根據的錯誤或不足，結果將A誤成B，那是說錯，並無造假的動機，就不是說謊。武先生如果他真能糾正我的錯誤，我應聞過則喜，感謝他，但是他在指摘我「錯誤」的同時，卻一定要扣上「說謊」、「學術騙子」的大帽，以增加其「騎士道」的道德光環。 還有一位「藍天聯盟」的成員更好笑：有一次在陳儀深教授的《天猶未光–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紀念與究責》的新書發表會上，前述的武先生帶著一群「藍天聯盟」的人到場叫鬧掀桌，其中一人認出我，對著我大吼：「你是李筱峰，你的書全書謊言！」我反問他：「你有讀嗎？怎知全書謊言？」 他回說：「全書謊言，我何必讀！」。 原來這是他的「邏輯」，這讓我想起「思想方法論」常舉的一個例子：一對兄弟爭吃蛋糕。哥哥拿大塊，留小塊給弟弟。弟弟不服，問哥哥為何拿大塊？哥哥回答「因為我比較聰明，所以吃大塊」，弟弟問，「如何證明你比較聰明？」哥哥回答：「因為我拿大塊。」 二二八事件的長期禁忌，經過台灣民主化之後，已開始被打破，許多當時人的回憶錄、口述歷史也大量公開，許多精闢嚴謹的著作也紛紛出版。於是一些擺脫不掉「黨國情結」的人開始寢食難安，他們於是開始設法要加以翻案反駁，說那些被屠殺（他們當然不會使用「屠殺」兩字）的人都是「暴民」、「日本皇民」，都是罪有應得。更好笑的是，還有黨國學者更把二二八事件的責任推給已經離開台灣一年半的日本，說二二八事件都是日本離台前的陰謀、預謀。面對這些「有理講不清」的歪理，其實不用費太多唇舌，只要問：既然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日本皇民」、「暴民」造成的，那麼為何須要長期隱瞞列為禁忌？是要替「日本」、「日本皇民」、「暴民」掩蓋罪惡的歷史嗎？ 最可悲的，近幾年來還有一位自命「外交老兵」退休的台籍人士潘先生，常常發文來「反駁」我，他說二二八發生時他6歲，住在台南郊外，看到外省人遭本省「暴民」毆打，因此就留下了「暴民」的印象。他退休後就一直致力於要找出「暴民」的證據，經常寫些似是而非的文章，寄給我，也寄給陳翠蓮、薛化元、陳儀深....等等我們這幾位有研究二二八歷史的學者。他說那些被殺的台灣菁英如湯德章、王添灯等人都是因叛亂才被殺，絕對沒有冤殺。從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動機是在替外來統治者圓說，在他的眼中只有「暴民」，看不到暴政。這種先有「內定結論」所寫的歷史，絕對通不過「史德」、「史識」、「史才」的考驗。可悲的是，這位潘先生還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可真不輕！要回答他的論點也是很簡單，一樣只問一句： 既然二二八都是「暴民」、「叛亂者」造成的，中國國民黨過去為何要替「暴民」、「叛亂者」掩蓋歷史那麼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