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檢針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辦公室竊聽案，除對2名徵信業者向法院聲請羈押未果外，對於柯辦幕僚彭盛韶諭令交保，卻在當事人拒絕下，改為限制住居。檢方的如此作為，即便不論有無政治動機，其適法性也大有問題。

依據刑事訴訟法101條第1項，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雖以被告有逃亡、湮滅證據或串供之虞為理由，但其前提卻須以被告犯嫌重大為前提。也因此，若無任何犯罪嫌疑，卻向法院聲請羈押，不啻是將聲押與否，當成是逼使當事人自白的手段，致違反緘默權的保障。

而就此次柯辦竊聽案，檢察官明明是以關係人或證人身分傳喚柯辦幕僚，卻於訊問後將其改列被告。如此的身分轉換，於檢察實務雖已司空見慣，但這種身分轉換，不僅會對當事人造成突襲，更可能侵害人民的訴訟權保障。尤其在無任何犯罪證據的情況下，檢方亦知不可能達於聲押之門檻，竟又諭令保釋，若相對人為省卻程序之煩而屈服，就等同認罪，致嚴重侵害人民的不自證己罪權。雖然柯辦幕僚並未因此就範，並堅持自己的清白，卻仍遭限制住居，致讓人質疑檢方行使職權的恣意與專斷。

雖然在1997年，我國刑事訴訟法修正，將偵查中檢察官的羈押權去除，而回歸法官手中，但此改革並未徹底。因檢方在認為無羈押必要時，仍可直接命被告為保釋、責付或限制住居。故於檢察官仍握有這些強制處分權限下，就難避免其以此等替代羈押的手段來迫使被告認罪，而使法律所賦予給人民的緘默權與不自證己罪權遭挖空。這於此次柯辦竊聽案的偵辦裡，已完全暴露出種種的弊端。也因此，檢察官所握有替代羈押的裁量權，恐該修法來為刪除，以完全回歸法官保留。

總之，就算檢方偵辦柯辦竊聽案無任何的政治目的，但由其只查竊聽源頭，卻完全無視散佈竊聽資料之一方，就易落入不平等對待的口實。若再加以偵查行為的諸多瑕疵，更讓人懷疑，檢察官所該具有專業性、獨立性與中立性。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