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９日電視台播出一則新聞，內容是一位惠昭法師來到台中女子監獄宣揚佛法。畫面上只見法師在台上侃侃而談，身著整齊囚服女犯則排排坐在台下乖乖恭聆。這一場面當然也正如國人所時常看到，宗教或準宗教大人物到監獄演說宣揚教義，是獄方「教化」人犯活動之一。

上述這則新聞，乍看或無不良反應，覺得獄方約請名人大德以宗教感化人犯遷惡向善，並無不妥之處。但若細想恐即不難發覺其所反映，正是罔顧受刑人感受，肆意侵犯人權的威權作風，殊無異於昔日中學生偶犯過錯，落到少年組手裡，即迫其誦讀「總統訓詞」，同樣是以自己決定，強加於無力也不敢拒絕之對象。

獄方安排宗教或準宗教人物蒞臨開講，人犯一致參加，有無考慮到個別受刑人可能產生的委屈反感？例如上述惠昭法師弘揚的是他的佛法，但在場女犯之中可能有基督徒、伊斯蘭教徒或摩門教徒。她們被集合起來聆聽佛法，是否會有心不甘情不願，甚至信仰被褻瀆之感？

很可能的是獄方安排這類演講，名義上是採取志願參加方式。但對在監服刑人犯而言，「長官」的「實質影響力」是無時無刻而不在。是否能得到「表現良好」評語而獲得假釋，能否不遭受特別對待被修理，在在掌握於「長官」手裡。獄方以「教化」為名舉辦宗教色彩演講，恐沒有人犯敢抵制拒絕參加。

另有一個疑慮，即放任宗教或準宗教頭面人物來監所「宏法」，有無可能是獄方在做人情，逢迎討好具有雄厚社會基礎團體，或是此類團體挾其潛在威勢要求進入監獄宣教，獄方又不便甚至不敢拒絕，而無辜人犯即成為犧牲品，被趕鴨上架「上大課」接受洗腦？

很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開端提到的那位惠昭法師，職銜是佛光山副住持。佛光山是何等份量宗教團體，大和尚星雲比丘和政府高層關係何等熱絡，應是國人所熟知。該法師出現在台中女監宏法，有無可能其所屬教團的「實質影響力」也是因素之一？

更深的一個疑問是，政府固然有權監禁犯罪定讞人民，剝奪其人身自由，並合理規範其生活作息，但政府有無資格、有無立場教化在監人犯？

「教化」這一字眼，即含有濃厚威權意味，可說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統治思想的產品。歐美文明法治社會，似只有監禁觸法國民，並無「買一送一」，又對之施行思想教育之現象。國人若多看幾部監獄背景美國影片，當會發現劇情展現的監獄生活，未見有牧師、神父登台佈道，人犯集合聆教鏡頭。獄方兼具教化權威，恐僅是人權觀念仍甚薄弱國家之獄政特色。

即使兼負教化人犯任務這一觀念並不惡，且獄政法律也有明確規定，足能「依法行政」，但教化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教化者的道德人格高於被教化者，能讓後者由衷敬服，教化才能生效，否則滿嘴仁義道德大道理，也只有讓對方覺得是在演戲，徒增輕視而已。

昔日胡適曾譏諷國民黨的「訓政時期」，指其自身所作所為都不足為訓，何能訓育人民？今天台灣獄官獄吏的人格操守，大概也很難讓各色服刑人犯敬服。要談教化，最好先從自身做起，把自己先教化好。佈道大會式的教化活動，更該停止舉辦，以尊重不同信仰者的感受。

監獄如此，檢調司法亦然。握有權柄者應了解台灣是政教分離國家，人民也有多種不同宗教信仰，不宜把自己的宗教理念宗教偏好摻進經手案件，避免予國人以政教不分，藉機推薦代言之感，不能因為自覺「比你大」，即不顧人民感受。

日前報載有李姓男子涉嫌與未成年少女性交被起訴，承審法官認為他犯後有和解誠意，且未對少女造成重大身心傷害，乃引用佛教《地藏十輪經》「若犯輕罪，應輕治罰，令其慚愧，懺悔所犯」經句，對其從輕判刑。

該法官斟酌案情選擇輕判被告，並無濫權不妥。但他判決時援引佛經卻是「蛇足」。原本他依法言法下決定即可，不需要解說所依據是哪門宗教，何種經典，以免貽人以夾帶自身信仰之譏，也避免讓非佛教國人看到後感覺不舒服。

更可議的一樁案例，是數年前有電視台跑馬燈所映報，某高中男生拖累少女受孕墮胎，被檢察官判罰抄寫佛教《心經》萬遍。此事若是屬實，則真堪稱是奇聞兼醜聞。本文即將其極端不妥之處，列述如下。

其一是檢察官罰人抄經，有無法律依據？該檢察官能罰人抄寫《心經》，換一檢察官是否也可強令人抄寫《聖經》、《摩門經》或《可蘭經》？如此則是否法律與宗教不分，檢調司法可以向被告強迫灌輸自身的宗教信仰？

其二是涉案男生若是信仰佛教之外其他宗教，則罰他抄寫《心經》，是否已冒瀆到其宗教信仰，讓他產生沉重屈辱感甚至罪惡感？

其三是《心經》計有260字，其中且不乏筆畫繁多或冷僻之字，抄寫一遍即約需半小時。該生即使每天花5小時抄寫，也只能抄１０遍之多。１萬遍要抄到何年何月？每天花費5小時抄經，又會不會影響其正常作息？該檢察官罰抄萬遍之前，有無用大腦想想？

本文所舉諸案，都非情節重大嚴重危害社會事件，或不免有大驚小怪，危言聳聽之嫌。但台灣官大民小，握公權力者可以任意擺佈人民心態仍是根深蒂固。國人若不處處留意嚴加檢視而「除惡務盡」，則恐台灣距離真正民主法治社會仍很遙遠也。

此亦即撰寫本文用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