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炒房政策

 

蔡佑駿在《北美智權報》談《台灣的炒房文化》,提到:

「在華人社會中,投資房地產一直都是筆穩賺不賠的好生意。出於對房產近乎盲目的信仰,只要收入開始穩定、也存了一筆錢後,許多人立刻義無反顧地投入買房大隊的行列中。最後,房子也許咬著牙買下來了,卻得揹上一輩子的貸款,生活品質更隨著節節高升的房價消失於無形。」

他舉了劉德華電影「門徒」中的一段台詞:

「生意是講供求的,他們買,我們賣。我有叫他們吸嗎?我有嗎?我沒有!是他們自己要吸!我又沒逼他們!根本不能怪我們!要怪怪他們。我有逼他們嗎?我根本沒有逼他們……買賣是講供求的嘛,誰要他們買啊?他們傻啊!」

因為政府帶頭炒房,讓他覺得一個人一生背負房貸的壓力,對健康、家庭幸福的危害比吸毒更大。「一個人吸毒危害健康而身亡,跟一個人一輩子的勞動工作都套牢在房貸上,或者一個人長期抽菸危害健康、酗酒危害健康,哪個比較慘?」

35年前,我剛上班的第二年,父親招了一期兩萬元,為期5年的互助會,用他會首的錢付頭期款買了他一生的第一間也是唯一的一間房子,但兩個為期7年和15年的貸款每個月本金加利息將近兩萬元,這總共每月4萬元的負擔,我們父子4個人的薪水,剛剛好夠付。因此我們一家人就必須要長期勒緊褲帶了。一輩子用苦力拉三輪車、開計程車的父親,每天開車十五六個鐘頭,除了睡覺,幾乎都在開車,但他所賺的錢除了養活一家人,畢生的積蓄都被親戚朋友倒會或借了不還。我想到父親年邁體衰,這間房子會壓得我們一家人透不過氣來,就跟父親大吵了一架。

10年後,我搬到新竹,太太想買房子,我們看了幾個月,那時科學園區附近的房價已經被炒得很高了。我的薪水除了生活費,還在幫家裡付貸款,沒有任何積蓄。連頭期款都沒有著落,我盤算買房之後,我的小家庭15年內會被貸款壓得透不過氣來,就說服玲真不要買房。我們就這樣租賃了25年,雖然租賃的錢就幾乎可以買房了,但我從來都不曾絲毫後悔。

因為犧牲了前半生的生活品質,對家人和我而言是不值得的。

台北與柏林的房價所得比大約是289,但是台灣與德國的自有住宅比率則只是79%和41%。

房價負擔相對只有台灣三分之一的德國,為什麼多數人還寧願只租不買?除了租屋比買房相對便宜之外,比起房市,德國的政策設計更保障租屋市場。他們法規的規定是有利於房客的。德國的租屋管控制度,房客只要按時繳交房租,幾乎可以擁有無限期的租屋權,房子的修繕由房東完全承擔,否則房客可以不用繳納全額的租金,以達到敦促房東提升租屋品質的目的。

金融危機之前,德國物價水平平均每年漲幅2%,而實質上房價每年僅上漲1%,也就是說扣除掉物價因素,德國的房價實際上在以每年1%的速度縮水。1977年之後的30年中,德國的平均房價僅上漲了60%,而同期個人收入已經增長了三倍。德國房價之所以能夠保持平穩,並非出於偶然因素,德國政府獨具特色而又針對性極強的調控政策,正是長期保障房價穩定的關鍵所在

相對於德國政府對房價的調控,我們一向自豪的大有為政府,是怎麼樣的表現呢?

「人口成長,住屋需求是必要的,但是讓全民用相當高的價格來購買房地產卻完全不需要,市場雖然有自由供需平衡機制,房價有高有低,消費者自由購買,但台灣房地產交易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稅制極度不合理,變相鼓勵囤房囤地,甚至政府在設計『房地合一實價課稅』或是房地產交易相關法案時,完全倒戈向建商財團。這些房地產政策,扭曲了自由市場的供需平衡,大量中產階級需要負擔大量勞力所得,即使不購房,租屋族也要負擔高額房租,而這些利潤最終只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但是卻犧牲了台灣長年的民間消費。」

「從監察院公布的財產申報資料可以得知,政府總統、五院院長、以及前後任各部會首長都擁有大量建物和土地,許多立委更是地王大戶,政府官員各個「理財有道」,帶頭示範囤積房產,人民早已不奢望政府會調控房價、讓房價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合理化,呼喊多年的稅制改革只是假象,選舉前才會提出來的矯情口號。」

怪不得現在年輕人的薪水,一輩子也買不起房子,只會求神拜佛看中國臣民劇,當然不會懂選舉,容許中國黨竊佔黨產65年,選出總統和立委爺們這樣的詐騙集團,甚至連選舉權、罷免權也棄權,怪誰?

< 資料來源:三際信息站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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