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

悲痛的歷史，就是台灣人的BACKBONE（脊椎）。我一直這麼認為。

認識、體悟和記憶那種深刻的痛，然後，找到身為台灣人的意義和責任；然後，台灣人的背會挺得更直；然後，當我們迷失時，可以找得到初心。

和解方程式太虛假

二二八紀念日甫過，轉型正義有往前再推進一步嗎？或者只剩下行禮如儀的紀念儀式？一方要求歷史真相，一方高喊和解，冰冷的高牆依然對峙。馬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的歷史悲劇有真正的徹悟反省嗎？恐怕沒有。一切都像在演戲。他們的和解方程式實在太虛假：二二八官方儀式照樣上演，而教育部強硬通過的新調課綱「八月要上路」，絲毫沒有退讓。

眾所周知，這個「調整比率超過六十％的新課綱」就是要重返大中國史觀，讓台灣史觀退位，以及把「白色恐怖」從公民和歷史課本中「徹底挖掉」，讓老師授課時跳過「白色恐怖歷史」，一切悲劇彷彿從來沒有發生。

二二八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歷史傷痕有多深？幾萬名被害者是如何受害？他們的家屬後代如何度過「被社會遺棄」的漫漫歲月？他們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台灣社會的受傷又有多深？長輩們千萬個叮嚀「不要涉政治」不就是從此而來？這麼深刻的歷史傷痕有經過療癒過程嗎？有寫進憲法和教科書告訴子孫「絕不要重蹈歷史覆轍」嗎？沒有。什麼都沒有。

中國國民黨只是要想盡辦法「把一切骯髒事掩埋掉」，然後，讓二二八當天有個紀念儀式，社會每年陣痛一次。反正忍兩天就過去了，掌握政權比較重要。

遲到六十年的遺書

甫過世的張炎憲教授、口述歷史工作者和諸多台灣史老師們二十多年所做的，就是在搶救被掩埋的台灣歷史，以及療癒受害者家屬和社會的創傷。最近剛出爐的新書「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時代失落的人」，更讓我們讀來痛徹心扉。

書中記載，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在被槍決前所留下給親人的最後遺書，竟被當局扣留近六十年才回到親屬後代的手中。根據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軍法處簽呈記載：「陳良致其母、兄的遺書內稱：『這條路時時都有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可能。』、『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之句，似有暗示『台灣獨立』為『時代』使命之意。…此遺書似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註）

「遺書，沒有送達。因著文字裡燃燒著理想的光，讓統治者難以忍受。」採訪書寫的作者這樣詮釋。這些政治受難者不但生命被剝奪，甚至連跟親人最後道別的遺書，也被封藏、掩埋了近六十年。

「從被捕到刑死，十五個月又十二天，劉耀廷從來不曾獲准與他的妻子施月霞見上任何一面。秘密逮捕，秘密偵訊，秘密審判，秘密改判，秘密槍決，一切形同謀殺。」（註）

「黃溫恭受難後，家族的悲劇並沒有劃下休止符。過去五十多年來不斷侵襲黃家，不論求學、就業、遷徙或出國，均長期遭掣肘。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上門做『戶口調查』，美其名是關心戶口流動，實際上是對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長期騷擾與精神轟炸。…膽怯的黃楊清蓮（黃溫恭之妻）養成隨身帶著小包包，裡頭放著身分證以備檢查的習慣。即使晚年失智，她依舊每天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著、呢喃著：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抓去關…。風燭殘年的老嫗，已不記得自己的女兒和孫女，但那深深刻印在內心深處的恐懼，卻怎麼也忘不掉。」（註）

這就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及其家屬所經歷的生命創痛。

我們必須深刻體悟和記憶這樣的痛，才能了解前人付出的代價有多大，以及「人權」與「民主自由」必須落地生根的真諦。

國家歷史立足台灣

用記憶抵抗遺忘，是確認身分認同的一種必要。了解歷史真相，是為了知道「我是誰」和「我們是誰」，更是為了形塑國家的精神面貌。

前南非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曾說：「一群沒有共同記憶的人不可能組成國家，也不可能孕育出共同的公民精神。你不可能在同一塊土地上有一套白人歷史，一套黑人歷史，而且兩者毫不對話，各自表述。你需要有一套單一、普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國家歷史。」

沒有共同歷史的國家，注定成為分裂的國家。台灣終究不是中國，中國歷史和國民黨的黨史不應該、也不能成為我們的國家歷史。我們的國家歷史必須立足於這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台灣。這是凝聚台灣人生命共同體的國家想像，也是讓子子孫孫在這塊土地上攜手創造未來的必要抉擇。

如果中國國民黨不願放下「中國」，繼續抗拒面對歷史真相，也不願推動讓台灣歷史進入教科書且成為人民共有的國家歷史，只是更證明這樣的政黨，實在不配在民主選舉時代成為台灣人民的選項。讓它繼續挫敗到底，也許就是催促它徹底反省的唯一手段了！

至於民進黨的最後一哩路，不僅是重返執政，未完成的國家歷史，更是重中之重啊！

（註）取自「無法送達的遺書」一書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