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數字與強度的問題，Lijphart的著作中經常談到，尤其在多族群、多語言的國家，特別有這樣的問題。他主張透過「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者「共識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的模式，來取代「多數民主」（Majoriatrian Democracy）。在Lijphart的著作中，處處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共識民主」的偏好。     不過對民主而言，無論是透過多數決或者共識決，都得面臨一個問題，民主所能主張的，經常是程序本身。Dahl稱這個現象為「最小程序主義」（procedural minimal），也就是說，程序的正義和公平，保障所有聲音都被討論、公平競爭，是民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程序正義」（due process）。Dahl對民主定義的討論，幾乎都圍繞著這個最小程序主義的精神。

 

     但即便提出過一大堆民主的定義，也廣為世人所接受，定義終究有其不足之處。Shimmitter和Karl就挑戰了Dahl，他們認為，Dahl談民主時，忘了談兩件事情，第一，民選權力之上不能有另外一個非民選權，比如在伊朗，民選總統之上還有一個非民選的絕對權威宗教法庭，這就不是民主。第二，政府必須是自治的，外力不能干涉人家的內政，不然就變成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這也不是民主。     這些定義的補充讓我想到兩個例外，一個是台灣的憲政體制，最近很多人在討論應該恢復閣揆同意權以及法案的副署權，但是並非透過選舉而產生的閣揆，權力是否應該超越民選總統，成為實質的統治者，似乎是一個爭議的議題。這樣的論者，其實忽略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原文並沒有總統直選的問題。

 

     第二個，是各種國際組織對單一國家主權的競爭關係，比如IMF對1997年發生金融風暴亟待援助的韓國，或者歐盟與希臘現在為了歐債而經常爭議的關係，都代表著民選的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競合，這其中很多說法，在千禧年前後民族主義與全球化的課題中有過討論，但現在問題依然還沒解決。     

 

     不過在這些沒確定的事之外，民主也有一些確定的事情，這些確定的事情常常變成有人反對實施民主的理由。第一，民主不會帶來經濟的效率。第二，民主不會帶來行政的效率。第三，民主不見得比威權更有秩序、更穩定。第四，民主可能可以讓社會更開放，不過不一定會讓經濟更開放。這四個民主不會帶來的事情，不太民主的新加坡政府都做得很好，所以會喜歡新加坡的人，對民主的想法應該不會太堅定。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他討厭的鄰居馬哈迪兩人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愛說亞洲價值。這個亞洲價值論，也讓人經常在思考，根源自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有像是公領域、公民這幾個關鍵字的環境，而有了今天的成果。但是過去沒有這些概念的亞洲，民主是否有可能性？     

 

     Howard Wiarda在Comparative Politics：Approaches and Issue（2007） 一書中，談到這種民主文化的根源，也問了一樣的問題。但他顯然覺得，與其問文化根源的問題，人們更該問的問題是，如果大家都覺得民主很好，我們要怎麼推廣民主？是要其他地方的人忘記傳統？還是要向西方好好學習？亦或者是專注於本土民主的培養？不過我覺得，光是這些論點，大概就足以激怒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讓問題變得沒法討論，更何況Wiarda自己也沒提出答案。

 

     如果要我回應這件事，坦白講，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無聊，就像要中國人發明電燈再用電燈一樣無聊。很多人懷念威權，只代表民主運作的不好，並不代表人民想要回到威權。對威權主義的懷舊只是一種情感的寄託，這其中有一些未經思考的當然投射，但政治文化畢竟是一種養成，已經養成像呼吸一樣自然的自由民主，一下子倒退回去，難免就要引來抗議。

 

     因此也只能說，民主的運作有很多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通常會是更民主，而不是回到威權。讓不透明的地方更透明、讓不公開的地方更公開、讓不被輪替的地方有機會被輪替，很多問題就變得可以解決。當然，中間難免有一些荒謬之處，比如有時候，抱著威權價值的人不知道是推著民主，還是被民主推著跑，但總之歷史就是在往終結的方向前進，這種現象，也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