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台灣開始人民直選總統，李登輝以台灣人、中國國民黨員身分，為民主化轉型扮演關鍵地位。這本是中國國民黨轉向台灣國民黨，「中華民國」在地新生的機會。

如果台灣因此有一部新憲法，流亡的「中華民國」雖然走入歷史，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實際應在新憲法制定、實施之後，也許是二○○○年）畫下一個句點，另外共同開啟新國家的序幕。特殊兩國論以新憲開啟新現實，會有新的政治視野。

這樣的政治視野是：一九四九年，殘餘、「流亡」在外的虛構中國，不復存在；新中國的建制不因為仍有流亡中國在其他地區而不完整。或許，台灣和中國可以謀求建立和平的國家關係，中國和台灣都能夠更致力於自己國家的發展，亞洲的新紀元從而開啟。

陳水扁的八年總統（二○○○到二○○八年）和馬英九的八年總統（二○○八到二○一六年），與其說是一個國家的開展，不如說是另一個國度裡兩個國家的競奪，台灣的台灣和中國的台灣，這種分裂認同使總統直選的國家重建意涵被破壞。

中國國民黨從反共到親共，就是中國認同的負面作用造成的。流亡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體制，即使存在於台灣比在中國更久，但六十六年不敵卅八年。流亡政權未能在地化，在流亡中虛構的國家，始終以殘餘幻想自己的完整存在。

中國國民黨挾持「中華民國」，迷戀一個黨國。為了確保少數統治，吸納收編一些見利忘義的台籍政客，形成侍從集團。但民主化的原理必然會讓少數統治消解。民智已開的台灣必然不能服從殖民體制。這是中國國民黨在台灣想持有一個虛構中國的困境和難題。再怎麼想要調整課綱，都無法制止台灣認同的茁壯，但就是有人想不通，偏要走上讓人唾棄的末路。沒有新憲法的視野，這個已經一再直選總統的「國家」沒有出路。黨國論和台灣論都面對考驗。在維持現狀的權宜之計，仍須革命性的確立台灣的國家新構造。（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