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健智 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在學運案件中，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引用欽定大清刑律與德國《刑法》，據以主張《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煽惑他人犯罪沒有違憲。從法學方法來看，前者是立法／歷史解釋，後者是比較解釋，講得更白話點，檢察官只是要講「很久以前就有這種規定」，而且「法制先進國家也有這種規定」，可見「沒有違憲的問題」。

 對於《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的合憲性，檢察官的論理，形式上是本格派的法律解釋方法，實質上的理由充不充分，是另一個問題（筆者當然認為是完全失敗的）。就連黃國昌研究員的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也都為文指出：「檢察官是在作立法之歷史解釋，係正常法律解釋方法，無須大驚小怪。」至於引來民眾嘲諷、訕笑與憤怒，說穿了，與字裡行間所出現，帶有中國意味的符碼不無關聯。

種種象徵中國的符碼，加諸於台灣人身上，宛如枷鎖，亟待掙脫，這樣的情緒有其正當性，身為台灣人，筆者也感同身受。只不過，換掉符碼本來就未必容易，改變思維也必定更加困難；只不過，除了撕毀符碼（美其名為「正名」）之外，如果沒有真正反省過我們所知道的中華文化，「台灣人」這個認同，就不會有實質內涵可言。

同樣以刑事案件為例，近來幾次隨機殺人或虐童致死事件發生後，「治亂世用重典」的聲音不絕於耳：要死刑、要凌遲、要斬首示眾，超越統獨，更超越藍綠。但請容我提醒，這句話本身出自中國的經典《周禮》，不曉得看到「大清」就開槍的人，對「周」又有什麼感覺？

姑且不論其出處，「治亂世用重典」的說法，將犯罪的原因歸結於犯罪人主觀上的惡性（他就是壞），並訴諸刑罰威嚇（打到他唉不敢），然而，根據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在個人的惡性之外，犯罪尚有其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原因，不思追本溯源、對症下藥，只知道一味加重刑罰，無異於放任更多犯罪的發生──這不正是老一輩的台灣人所說的「嚴官府，出厚賊」？

不能拿清國劍來斬台灣人，這誰都知道，可是手上的劍要丟掉，心裡的劍更要化掉。 看到「大清」兩字就隨之起舞，卻緊抱著落後的中國刑典思想而不自知，在二十幾年的民主化、本土化之後，還看到這種現象，只能說，十分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