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鄒景雯／特稿

馬英九聽不懂什麼叫危害民主，不承認黑箱作業，更說沒有偷偷摸摸，這叫做裝傻，因為他幹過陸委會副主委，知道一九九三年與一九九八年兩次辜汪會，都經過至少半年以上的信函來往，並且是公開的資訊，為社會所共知並且參與討論，這次馬習會的透明度，倒退到比二十年前都不如的水準，這種民主退化，不但會留下不名譽紀錄，同時也注定「馬先生」只能代表自己，此外他什麼都不是。

兩次辜汪會都是國民黨執政時代的兩岸產物，當時同樣掌握了國會多數席次，甚至李登輝做為一個半強人，在威權餘緒的時代氛圍下，絕對擁有比馬英九更大的政治實權與社會聲望。但是九三年的第一次辜汪會，中國海協會早在九二年就來信邀請辜振甫到中國訪問，在海基會表達正面意願後，隨後雙方經過多次預備性磋商，這些程序，透過媒體的報導，成為大家可以表示看法的公共事務。

一次辜汪會敲定在九三年四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在新加坡舉行時，李政府第一時間就做了公布，並且在國會成為議題，當時的民進黨於是有充分的準備，主席施明德因此率領十多名公職組成「民進黨國會反對國共統一會談宣達團」，親赴新加坡會場進行場外抗議。

到了九八年的二次辜汪會，中國同樣早在九七年就來函希望邀請副董事長焦仁和訪中，雙方來來去去磋商，決定在九八年十月由辜振甫訪問上海與北京，並且與江澤民會談。相關行程更是早在月前就談妥，而且當時的陸委會甚至邀請在野人士擔任團員一同前往，因此康寧祥隨團參與。

以二十年前的開放尺度，這些作為並不完美，猶遭反對黨抨擊，要求強力監督；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演進，二○一五年的今天，馬英九理應比李登輝更進步才對，結果他是在出發前三天才匆促向國會告知。在野黨更不用提了。

馬先生不與反對黨對話，不讓國會討論，不早早向二三○○萬人報告，那麼馬先生此行到新加坡只代表自己，他與習近平達成了任何共識，台灣多數民意不會買單，也不必等到人去才會政息。倘若違背民意，當下肯定招致立即的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