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2日上午，大愛電視二台曾播映一段報導，內容是中部某國小組團出訪四川，和當地小學兒童共同研習所謂中華文化。節目接近尾聲時，一位參訪學童似正被訪問到此行感想之類問題，只見他面對鏡頭，不假思索提到一句「中華文化，精深博大」，顯見這一認知已深深打入他腦海。

這位學童看去不過十歲出頭，他當然不知中華文化何以能被捧為精深博大，是相對於其他什麼文化而言，以及對文明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希伯來文化和希臘羅馬文化，是否更夠資格稱為精深博大，他僅只是在複誦帶團校長或老師灌輸的政治正確而已。今後他在成長過程，若又不斷被如此洗腦，久之認知即可能僵化為頑強理念，而確信中華文化確是精深博大，不是異國異族文化所能及，而不能警覺此中所隱含老子天下第一心態，必然導向種族沙文主義和文化沙文主義。

號稱中華文化的漢民族文化，尤其是被奉為主流正統的儒家文化，既有大道之行也即如何如何，又有修齊治平大道理，更有歷代犬儒的哲理學說，也確能予人以仰之彌高，精深博大之感。彷彿自天子以至庶人，大家都循之而行，塵世天國的大同世界即不難實現，聽來確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

所謂精深博大，當然是正面形容，有頌揚景仰之意。但衡量任何文化，不能僅著眼於所謂古聖先賢之說來頭頭是道，「建國方略」、「建國大綱」無不完備，而應視其所孕育民族性是否優良，能否遏制匡正其野蠻原始陰暗面，正猶如評估土壤是否優良，須視其能否滋生出豐盛五穀雜糧和肥美蔬果。

不久前有一位任職於行政院的張瑋珊小姐，接受港媒訪問時宣稱自己從感性台獨變成理性統派，而轉變的理由是了解到中國思想的深刻高明，是「我覺得透過學思想史，讓我認識到原來作為一個中國人是這麼了不起」，所以她認為能成為讓一個偉大文化的傳承者，「我為什麼不要做中國人」。

這位張小姐年事尚輕，思考恐也不免有直線進行之勢。她單憑片面書本知識即傾倒於「精深博大」中華文化不足為異，也不宜深責。但她若能回顧一下中國歷史種種殘忍野蠻記載，恐也不免訝異為何如此優美文化，其所屬民族竟有如此不優美表現。

張小姐本人若是生於19世紀神州中國，幼小童年即受到纏足酷刑，從此終生重度殘障，她或不致如此自傲於生為中國人，也可能悔恨未能生於蠻夷戎狄之邦，否則至少可以是一名健康正常女人。

被奉為亞聖的孟子曾有名言，「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千百年來，一代又一代幼女慘遭纏足，哀號之聲上聞於天，但歷代道貌岸然宿儒宗師，只顧高談種種「三綱五常」、「知行合一」不食人間煙火大道理，對周遭乃至自身家庭女孩所受慘刑全然無動於衷，以孟子所立標準而言，都可稱之為「非人也」。精深博大文化，居然陶冶出一代又一代這等沒心沒肝角色，真不知有何值得炫耀之處。

誠然，世界各民族過去甚至現在，也多各有其野蠻陰暗面，但中國民族仍頗有其各國民族所無，特殊陰毒殘忍表現。上述纏足惡習，硬生生將可能接近半數人口製造成殘障，即是其一範例。

以刑罰而言，也頗可看出中國民族特有的陰毒殘忍之一面。古時歐洲各國的極刑，大致也都是巨斧砍頭或絞殺。至於火焚異端或支解侵犯之類處死，都不是國法所訂行刑方式，不似中國歷代各種慘毒刑罰都載諸法典，統治者可以坦然「依法行政」。此中最缺德，也很足以顯現中國民族性隱伏的虐狂的兩項極刑，即是凌遲處死和滅族處分。

何謂凌遲，不須多做解說，只看其「依律」須割刀數，即120刀或3600刀，即可想見其慘毒。這項野蠻慘刑，直到20世紀初的1905年，才由政府公佈「永遠刪除」。至於所謂滅族，是將人犯全家，包括白髮蒼蒼老公公和襁褓幼兒，一律押赴刑場斬首。試問世間是否尚有其他任何民族，有此滅絕人性法制？歷代聖崽犬儒，對此種種慘毒何以全無反感、反彈惻隱表現？精深博大文化，何以薰陶出一代又一代這等良知麻痺人物？

人的尊嚴這一理念，似也不見於中國文化。聊舉一例而言，西方國家臣民謁見君王，禮數最多不過單膝跪地，中國人則須三拜九叩。臣民何嘗有最起碼人的尊嚴？

處於精深博大文化領域，不幸生為女性，即較男性更談不上人的尊嚴。西方國家往昔也不乏性事隨便君王，如在法國，所謂「國王情婦」幾已是一種官銜，如近世英王愛德華七世，連邱吉爾之母都是其小三之一。但不論國王皇帝，法定配偶及王后或皇后都只能有一位，多少維持了女性尊嚴。不似中國歷代皇帝坐擁三宮六院，興之所至還能隨時「選秀女」，強納民女入宮，女性地位比寵物也好不了多少。

中國古代更有針對女性的所謂「七出」之說，已婚婦女觸犯七條之一規律，即可能被休掉趕走，其中第一條即是「無子」。前述張小姐若是生於往昔中國，出嫁後若生不出兒子即有可能被遣返娘家。她若真遭逢這一命運，即恐不會感覺「作為一個中國人是這麼了不起」矣。

將人類視同牛馬畜生，當作交通工具役使，也是中國文化特色之一。古已有之的肩輿亦即轎子和較簡陋的所謂「滑竿」，都是把役夫當牛馬，人擡人走路的交通景觀，歷代聖崽宿儒也未感覺其不妥其不把人當人。及至來到二十世紀初期中期，這一可哀可恥現象也依然存在。而所謂新時代新思想人物，如國人熟知的胡適，號稱三十年代名作家的凌叔華等人，記載中也是慣以坐轎代步，也似全不以之為恥。在他們腦海裡，恐也不太有人的尊嚴不能以「上等人」和「下等人」而分享這一觀念。

青年黨的元老之一李璜是留學法國新時代人物，也該是登記有案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但據他本人在所撰回憶錄裡透露，他在故鄉四川奔走黨務時不但以滑竿代步，而且是「臥滑竿中」，高唱杜句（即杜詩）。他是在騎馬，還是被人擡著走？以他之知識學養，猶然有此不甚把人當人表現，堪稱是精深博大中華文化欠缺人的尊嚴這一理念的經典範例之一。

二次大戰後，美國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紛爭。他多次上廬山晤見老蔣總統協商，也均是由中方安排乘坐山轎上下。也不知馬將軍目睹已號稱四強之一的中國，仍然是在把人類當牛馬使用，心中是作何感想。

回顧中國往史，在在似都顯現出民族性中殘忍陰毒，病態的習性。近日報載對岸所謂人民共和國有活摘法輪功成員器官，乃至以電擊棒、老虎凳服侍異議份子等駭人聽聞現象，也應即是民族性中這一陰暗面的浮現，不甚足以為異也。

所謂兩岸三地各形各色大漢沙文主義人士，動輒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也該審視一下博大精深文化孕育出的民族習性。

張小姐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是這麼了不起。七十年前，也有一位本土父老看到「祖國」來台接管者的德性表現，而慨歎他深以自己體內有中國血液為恥。這兩人之言，何者更符合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