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六日的《自由廣場》上有篇投書談及二二八、白色恐怖時期等到底有多少的受害者、犧牲者？這問題顯然很重要，因為連外國相關領域的學者都很好奇，除了確切的人數外，台灣又是如何處理這段不公不義的歷史呢？畢竟這就是一種轉型正義，也是諸多轉型正義，如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乃至大眾傳播等層面當中最根本、最具重大意義的一項。可是當國外學者得知或察覺，在民主理念逐漸生根的台灣，竟然有悼念受害者的紀念碑、紀念館、人權園區等與歌頌加害者，或緬懷獨裁者的紀念堂、行館、官邸等並存時，他們會做何感想？簡直不敢想像吧！這就好比今日去到歐洲，除了在德國，在其他中歐、東歐等國家，卻發現猶太人紀念館，以及做為哀悼兼警惕的受害現場，如波蘭境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等，竟然與希特勒的紀念堂，或當年他的別墅等並存一樣荒謬、怪誕、驚愕，不是嗎？

當國外學者得知或察覺，在民主理念逐漸生根的台灣，竟然有悼念受害者的紀念碑、紀念館、人權園區等與歌頌加害者，或緬懷獨裁者的紀念堂、行館、官邸等並存時，他們會做何感想？（資料照，記者劉信德攝）

或許希特勒的故居、別墅等還在，但人家絕不會將其開放，更不會在開放後，又於屋內做各種圖像展示、文字說明、影音導覽等，又何況若盡是些看似豐功偉業，實則禍害人類的事蹟時，就更不堪聞問。那麼批判獨裁者可以吧？更多此一舉，因為一般而言，受害者紀念館等就是為批判加害者、獨裁者而設立。

不過，因昔日蔣介石時代所留下的行館、官邸等多半具有園林之美，而且幾乎都是日治時代既有的招待所、園藝試驗所等，故開放之，還於民，供民眾休閒娛樂之用很好。然無須再於屋內設置文字看板、影音導覽等，一再洗腦民眾，灌輸那些『民族救星』的『彪炳事業』。

至於位於台北精華地區的中正紀念堂，甚至於國父紀念館等，隨著台灣民主的逐步深化，早已連路邊的小廟都不如，就期盼未來的新政府將之轉型。轉化為真正有益大眾的建築物，那怕是大型停車場、青年住宅區、都會大森林等等都好。這樣不但達到外在的轉型，更落實了內在正義的轉型。

（退休譯者，著有《債與償：台灣二二八傷痕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