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因為秒退林鳳營事件引爆正反雙方大混戰。

最近一陣子，台灣社會因為秒退林鳳營事件引爆正反雙方大混戰。反對秒退活動的論述當中，有一派是真心認為與個人道德牴觸、感覺不舒服的緣故。

類似的不舒服和反對聲音，也曾發生在各種公民抗命事件中，像是關廠工人為了抗議而霸佔台北火車站的月台並揚言臥軌，國道收費員佔領高速公路、衝撞勞動部，反黑箱服貿的青年人佔領立法院、攻擊行政院，反核四的民眾佔領忠孝東路等等。

這些人說來是素樸而良善的，並不覺得政府或財團做的事情正確，也認同應該抗議，只是對某些人的抗議手段無法苟同。

社會運動的路線之爭常見，反而沒有路線之爭才很奇怪。就總體作戰策略來看，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有能力多承擔者不要責怪承擔較少者，反之亦然。

然而，在台灣卻有一種奇妙的鐘擺效應，當抗爭行動超越某些原本也支持抗爭者的道德底線時，不但反對抗爭手段，甚至有些人放棄抗爭，轉而支持被抗爭方。

通常會造成此一巨大翻轉的關鍵底線，在於是否違法、干擾到自己的生活或引發雙方肢體甚至流血衝突。

在台灣，多數人不希望在抗爭中看見暴力衝突，希望和平且理性的抗議，不管訴求能否達成。只要抗爭程度一升高，參與或支持人數便銳減。

不參與激烈抗爭完全能夠理解，但是反而退出抗爭，甚至擁護被抗爭者就很奇怪了？手段不被認同，難道連目標都拋棄？

有些人因為秒退林鳳營而決定怒買支持時，難道沒想過，林鳳營的營收回升味全再度獲利時，錢是誰賺走了嗎？不正是社會所痛恨的頂新魏家？

你可以不參與秒退，繼續堅持拒買，有必要轉為怒買嗎？

難道無法將生產黑心商品的惡質商人趕出台灣，對台灣真的就比較好嗎？

難道抗爭手段的政治正確，遠勝過抗爭目標的達成嗎？

個人道德無法容忍抗爭手段，轉而支持惡者，甚至某些人一開始就支持被抗爭對象，唾棄抗爭者，是斯德哥爾摩情結作祟。

斯德哥爾摩情結是犯罪心理學的一個概念，起因於某個在斯德哥爾摩被綁架的肉票，日後被警方救出時，反而替犯嫌說話、辯護，支持犯嫌，忘了自己本是被害人。

社會心理學者研究發現，人之所以支持施加傷害在自己身上的惡者，是因為朝夕與惡者相處、被惡者恐嚇與傷害之餘，無形中也形成一種對惡者的依賴，不敢反抗（害怕被消滅），最後說服自己接受惡者的存在與作為，反不能接受沒有惡者對自己的凌虐和欺壓的日子。

別以為很好笑，在台灣，每次有公民以激烈手段抗議政府的作為時，必然有人跳出支持被抗爭的對象，表示還是以前戒嚴時代好，社會安定，不像今天這麼混亂。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情結。戒嚴時代的風聲鶴唳，警察走在路上可以隨便把人抓回警察局修理，人在家中坐卻無緣無故被帶走且再也回不來，整個社會壟罩在恐懼的和諧之中，雖然表面上看起來秩序井然，卻是基於害怕的緣故。怎麼會有人懷念那樣一個迫害人民的威權獨裁時期，除非人已經被環境扭曲？

戒嚴與獨裁對台灣社會普羅大眾的心理機制之設定的扭曲，至今依舊深深制約台灣人民。否則何以對抗黑心與暴政者，常常反被指為擾亂、破壞秩序的惡者，許多人不去消滅真正造成惡事的元兇（第一因），反而只想消滅挑起激烈抗爭、破壞表面和諧秩序的反抗者？把惡者形塑成無辜被害人，把抗命公民視為破壞秩序的惡者？

如今的台灣，連中學校規明顯違憲，學生都不得抗議的社會，因為學生就該乖乖讀書、乖乖聽話。警察留長頭髮就會被不斷懲戒而丟掉工作，多數人覺得是他先破壞組織規矩、罪有應得，卻從不問組織原本的規矩是否合理，是否該改。

認可惡法亦法需要遵守而非改變、黑心財團生產之商品不可抵制要支持購買的心態，難道不是斯德哥爾摩情結作祟嗎？

無法廢止加諸在人民內心的斯德哥爾摩情結，將逆來順受之老百姓轉為具備自主意識，敢於對抗惡法的自主公民，恐怕台灣要成為正常國家的路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