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國家的選舉，人民是頭家，候選人要爭取公職，無時無刻在接受各方面試，面試通過，有利爭取支持，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最近七大工商團體主辦「台灣經濟發展論壇」，邀請三黨總統候選人去對話，卻引來勞工團體在門口抗議，指責出席的候選人是「面試當奴才」！這起衝突，直陳台灣真是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不是新鮮事，也是全球化的長期現象，但是這八年來，在台灣卻愈來愈尖銳化，例如工商界這次對各候選人設定的主題是區域經濟、兩岸、能源、創新，都屬關係台灣經濟發展的課題，有談絕對比不談好，何以會招致攻擊？有關勞團的說法是上個月該等召開的工人國是會議，唯獨民進黨未派員參加。這項指控若未過當，即可理解何以造成情緒反差的原因。

台灣社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最輕鬆的講法就是結構性問題，因為絕對不會錯，立即解決的壓力好似也最小；但是二○一六年的總統接收到這個爛攤子，註定的宿命就是必須出來逐一拆解結構，否則即無參選之必要；而導正現有結構免於傾頹，恐怕要從結構是怎麼形成的，開始著手逆推、耐心處理。

造成貧富、階級、世代問題在這個時刻總爆發的原因，是各種錯誤政策如同積木般慢慢堆疊上去的，馬英九八年，坐視未解，甚至加碼，更使雪上加霜，已屬公論，不待贅言。而在盤根錯節的構成因素中，有一項較少人關注、然非常關鍵，值得特別挑出來強調的，就是我們的教育改革發生了問題；其嚴重的後遺症，不僅直接衝擊了經濟弱勢、族群弱勢、區域弱勢原本藉教育翻轉命運的機會，還加重了弱勢者的生存負擔，形成貧者愈貧、世代貧窮的「貧窮世襲化」趨勢。當翻身無望時，可以想見訴求激化，恐怕是剛剛好而已。

教育制度不當影響國民的經濟生活？證據是鐵一般的事實。這要從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聯盟提出「廣設高中、大學」主張，並在一九九六年得到教改會接受實施說起，這反映在若干指標上，根據學者周祝瑛的研究，國內的大專院校從一九八四年的二十七所大學（公立十四所、私立十三所）、七十七所專科學校，暴增到二○○七年的一百四十八所大學（公立五十一所、私立九十七所）、十五所專科學校。大學生人數也從一九八四年的十七萬三千多人，成長到二○○七年的一百一十二萬人。

這些數據顯示大學廣設壓縮了技職的發展，同時滿街的大學生學歷升格，不願接受中層工作，造成缺工，而不少大學生謀生技能未升格，亦就業困難。再者，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弱勢家庭學生若進入大專院校就讀，將近三分之二是就讀於私立學校，沉重的學費負擔，讓他們尚未出社會就負債，學校教的又未必出來後能學以致用，更加導致惡性螺旋的上升。

反觀歐洲一些重視技職教育的國家，大如德國，小若瑞士，都因為注重技術與職業教育，成為產業發展的國力來源。二○○八年時，台灣二十歲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是六十七％，遠高於德國二十一％及瑞士十八％，二○一三年ＩＭＦ的資料，台灣人均ＧＤＰ二○九三○美元、德國四四九九九美元、瑞士八一三二三美元，對照以上兩個統計，可以充分說明台灣這麼多年來的盲點。

教育改革的偏差，不是哪個人單獨造成，而是社會集體形塑的，但是當問題的肇因已經很明朗時，政府治理者就必須對症下藥，重新調理病體，才可能真正復原。馬政府的無能是頭痛醫腳，只看到後段大學招不到學生，竟向習近平要求擴大中生來台就讀以治標；台灣原本旺盛的生命力，必須從學歷形式主義的綑綁中解放出來，他則根本無動於衷。

或許，許多從政者他們本身就是學歷不等於學力、更不等於國力的產物吧！所有的總統候選人，應該以此為鑑，正視結構，調整結構，從方方面面，動手打開兩個世界之間的柵欄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