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國民黨所謂的「國父」）最近又被吵熱了。我在拙著《台灣史101問》，即有一問「孫文與台灣關係如何？」，特重刊於此，藉供參考。

孫文一生來過台灣三次，時間都很短。

第一次來台灣是在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從日本來到台灣，為了籌措惠州起義的革命經費，試圖爭取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但沒有結果。於十一月中旬離開台灣，回到東京，停留台灣約一個半月。

第二次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三年八月初，當時民國已成立，袁世凱專政，引起「二次革命」。孫文偕同胡漢民離開上海赴廣東、福建，經台北到日本。

第三次也只是路過台灣，時間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下旬，孫文在廣州軍政府中受桂系軍人排擠，因此離開廣東，經汕頭取道台灣、日本，到上海。

總計孫文三次來台灣，真正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個月。而且他當年來台灣時，心中根本不可能把台灣看成中國的領土，因為當時的台灣早已被清國在《馬關條約》中永久割讓給日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假設孫文今天醒過來，看到這個當年他只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的人，竟然都稱他叫「國父」，他一定非常訝異。而且，也只有這個他來過一個多月的地方，是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地方。

今天，習慣稱孫文為「國父」的人，可能不知道，孫文曾經在一九○○年的時候，想要聯絡李鴻章促成兩廣獨立。孫文既然曾經主張兩廣獨立，那麼他會不會反對台灣獨立呢？根據戴季陶的回憶，孫文曾於一九二四年說過他想向日本提出三項主張，其中之一是「台灣與朝鮮兩民族至少限度也應該實施自治，各自設立自己的國會及自治政府」。孫文把台灣和朝鮮「兩民族」相提並論，他萬萬沒有想到，當年被他視同朝鮮的台灣，竟然成為唯一稱他為「國父」的國家。

孫文去世後，被中國國民黨奉為「國父」，意指為中華民國的開國之父，這種觀念，完全是封建意識，毫無國民主權的觀念，而且與歷史事實不符。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中，孫文的地位與貢獻固然不可磨滅，但即使沒有孫文，一九○○年代中國的革命風潮，依然是風雲際會，風起雲湧。據歷史學者的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出現有一百九十一個革命團體從事排滿倒清的運動，原來的「興中會」及改組後的「同盟會」，也不過是其中較大的團體而已。又據統計，自一八九四到一九一一年之間，發動的革命起義事件計有二十九次之多。國民黨歷史課本所吹噓的「國父領導革命，經過十次失敗，百折不撓，最後終於推翻滿清」，顯然不把其他十九次的革命放在眼裡。況且，一九一一年的武昌之役是「共進會」與湖北新軍革命團體「文學社」共同策劃的，事發時，孫文並不知情，當時他人在美國，從報上才知道中國有武昌革命發生。所以，中華民國的出現，是投入相當多的人力、心力的。把整個開國功勳，歸於孫文一人，顯然不公平。

更何況，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是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並沒有參加中華民國的建國（少數台人如翁俊明等參與其中，是零星的個人行為）。直到一九四五年，台灣才被中華民國接管，不幸一年四個月後，因為適應不良而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來到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建國過程的台灣。這個沒有參與中華民國開國的台灣，反而成為今天唯一掛牌「中華民國」的區域。這裡的人民，在國民黨的教育與宣傳下，也成為唯一稱孫文為「國父」的人民。

孫文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但以他作為原來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已不無可議之處，若再以他作為台灣這個亟待正名的現代國家的國父，則更完全失去台灣的主體性意義。我們應該讓這位偉大的革命家，以他的原貌回到他在中國史上應享有的地位，也讓台灣從他被蔣政權神格化的影像籠罩下解脫出來。

【參考資料及推薦閱讀】

李筱峰，〈周陽山不識孫中山〉，《烏鴉不快樂》，台北：玉山社，二○一一。

李筱峰，〈夢見孫文來台灣〉，《李筱峰專欄續集》，台北：新自然主義，二○○六。

李筱峰，〈現代國家不需要「國父」〉，《台灣要衝決網羅》，台北：自立晚報，一九九二。

《國父年譜》，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一九六五。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