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個「二二八」

2016/02/29

在大學教書以來,這已經是第25個「二二八」。25年來,在大學講壇,我重複地、一遍又一遍地,不斷地講述著二二八的歷史故事。每一次,都是全身心投入。有時甚至覺得自己身歷其境,彷彿穿越到了歷史現場。

講述二二八事件,我必須要非常用力,必須全身心投入,甚至必須進入自我獨白囈語的情境,以面迎台下那些不以為然的、抵抗的,甚至鄙夷的眼睛。

早期講授台灣史,教學現場有些驚心動魄,必須時時提高警覺,要有高度的耐心與毅力,因為那是一講起「台灣」,學生就神經緊張的年代。一九九○年代初期,課程名稱還不能掛上「台灣」二字,但課程內容涉及台灣史,仍然引發緊張,曾有學生來告訴我,回家分享課程內容時,父母很緊張,認為這老師有問題,最好趕快退選,因為講「台灣史」就是台獨。那時,「獨台會事件」剛發生不到兩年,在一個「台獨」老師的課堂,學生不免有些恐慌,也有學生偷偷告訴我,另一名學生對他說,他一聽到「台灣」二字,就起雞皮疙瘩。

在台灣、聽台灣,竟然會「起雞皮疙瘩」,實在匪夷所思,但當時的確如此。不僅學生神經緊張,我自己也經常處於緊繃狀態,每次播放二二八受難家屬阮美姝女士自製的二二八紀錄片,我總是心浮氣躁地不斷回頭看,無法讓它成為學生的助眠器,看到有人瞌睡、聽到有人發笑,就感到難過,坐立不安。批閱作業與考卷,看到學生寫著:要向前看不要往後看、不要再揭歷史瘡疤、受難家屬居心叵測、憑什麼要用我們納稅人的錢來賠償……之類的,總是難過想哭,即使是已發不回去的期末考卷,也忍不住長篇大論與他對話,明知話語終將化為空氣變成泡沫成為鬼魂,但似乎這是一個必要的儀式。

我唯有通過這樣的對話儀式,不厭其煩地對話,才能將自己心中這張台灣地圖,愈寫愈真切。最最疲倦的時候,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教的是隋唐史或紅樓夢,精神上就不必如此疲憊了。

在大學講壇一再撞擊「二二八事件」這個歷史禁忌,讓我看見政治威權的洗腦成效,頑固如石。有一回,一個學生氣沖沖地在課後來告訴我,二二八受難家屬有什麼值得同情的,那些人自己跌倒了,就要自己爬起來,為什麼要我們關心。也曾有一次,一個向來認真、坐在前排中間、與我互動很好的學生,不能接受「二二八事件」這個單元被排入課程,對我提出質疑,他說,老師,我很喜歡你的課,但是現在很失望,二二八有什麼好講的,那就是叛亂,那些人就是該殺,國民黨剛到台灣,為了鞏固政權,多殺幾個人有什麼不對,對付共產黨,就該這樣,寧可錯殺九十九個,不可放過一個。

記得那天黃昏,課後,我與他留下來,在黑板上又寫又畫,幾乎多上了一堂課。我舉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為例,想告訴他,民主國家沒有「必要之惡」,他卻說,二二八死掉的人,既沒有南京大屠殺多,更沒有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多,不值一談。

我與他一直談著,談到日暮黃昏,談些什麼,很多細節現在都記不清了。只記得天暗下來,他離去,我熄燈,往山下走去,一路流著眼淚,夜風吹過,很是寒涼。我不明白,是怎樣的教育,讓一個學習者失去了原初的學習熱忱,讓一個青年失去了基本的人性關懷與溫暖。

在別人的故事裡,流下心痛的眼淚,在自己的故事裡,冷血轉身離去。這樣的事情,在現實台灣,不斷發生。

進入第25個「二二八」,漫長的心路歷程。然而,比起那些真正的傷痛,那些被時光掩埋的真正的恐懼、撕裂、悲愴,這根本不算什麼。

關於創傷,大多數的論述,都是聚焦在傷痛者,指出傷痛者自我敘說的重要。確實,傷痛,必須透過反覆敘說,才能被見證,從而獲致療癒。然而,許多論述都忽略了「聆聽」、「見證」的重要性。

聆聽,最重要的,不是對傷痛者,而是對我們自身。對於我們這些不曾受過傷,沒失去過親人,沒經歷過沉積數十年恐懼的人而言,除非一再地、反覆地聆聽,否則,所有傷痛記憶,仍然只是一個事件、一條新聞、一項研究,進不了心,透不入骨。

現實臺灣確實還有很多問題,但我必須說,關切歷史正義,才是實踐現實正義的基盤與通路。任何人,如果不曾不願不能或不想聆聽,不肯認真面見、謙虛聆聽島嶼的歷史傷痛,說他有多關懷現實臺灣的課題,恕我直言,對於他的理念的真摯性,他的思想的深刻性,我只能是懷疑的。

< 資料來源:台灣獨立行動黨 TIAP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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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楊翠

楊翠
楊逵孫女、東華大學華文學系副教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委員兼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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