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報載，日前有群眾為抗議憲兵搜索民宅，曾前赴台北憲兵隊門前焚燒該兵種制服，並將仿製搜索票連同金紙撒進門內，以及將一塊普洱茶餅置放到該隊服務台。

針對這一抗議行動，國防部發言人即表示「軍方對於這種激進及不合宜的抗議行為，表示遺憾」，台北憲兵隊更認為抗議行為違法，向地檢署控告群眾觸犯侮辱公署罪。兩則反應，都予人不甚識相之感。主導其事軍方主管似都恍然不覺擅搜民宅已招致社會強烈反感，唯有放低身段承受譴責，才能早日平息眾怒，擺架式說官話或出招反擊，只怕徒然讓國人感覺原是國中之國，而今居然必須向「死老百姓」認錯賠罪而心有不甘，殊無助於改善軍方封閉形象。

國防部發言人的聲明，很容易給人抓到小辮子而再丟一次臉。若有立委質詢國防部長，「所謂軍方，應是陸海空三軍之總稱。不知所稱軍方表示遺憾，是經由某種程序達成的三軍共識，抑只是某一主管假借軍方之名，宣洩其個人情緒？」如此則部長該如何回答？擬稿核稿人員是否很有可能陷長官於窘境？

台北憲兵隊告發抗議群眾觸犯侮辱公署罪，其罪狀能否成立，也很值得推敲。

侮辱公署這一罪名，見於刑法第五章140條，應是中國本土時代訓政時期或更早產物。其時代背景恐是當時不滿時政知識份子，常以激烈言詞抨擊內政外交等中央級政府部門，當局即企圖以制定針對性法律以嚇阻懲治。所以就其立法原意，所稱公署即應是意指中央級文職政府機關，並未把軍事單位考慮在內。

所以，若就立法原意或所謂法律精神而論，引用侮辱公署這一法條時，能否把軍方機構列為公署恐已值得討論。小小憲兵隊也以公署自居恐更不合宜。若是公署這一名稱可以無限延伸，凡握有些許公權力單位都可稱公署，則豈止憲兵隊，即連拆除大隊或清潔大隊都能自稱公署矣。台北憲兵隊在提告群眾侮辱公署時，有無衡量是否師出有名？

不僅如此，如若細細推敲，侮辱公署這一罪名恐更隱含恫嚇人民，箝制言論自由濃厚訓政乃至軍閥時代氣息。要知所稱公署是政府組織，不是活生生的所謂自然人。所以國人無法對任何公署作人身攻擊，既不能飆三字經也不能如洪秀柱之詛咒陳師孟，丟一句「你不得好死」。人民譏評所謂公署，必是針對其表現或功效。例如當年邦交國不斷流失，即有國人譏稱外交部為「斷交部」，又如現今諸如蒙藏委員會、台灣省政府之類，全無存在價值政府單位，國人也可能稱之為行屍機構。兩例都是人民評論時政應有權利。但因有這一法條存在，即不難被控以侮辱公署而致纏訟不已。該法條是否即成功製造肅殺氣氛產生寒蟬效應？此非箝制言論自由惡法而何？

以上所論，猶僅是台北憲兵隊祭起的侮辱公署罪。國人試一翻閱六法全書，當更可發現不僅所謂「憲法」是盜用民意黨味十足，即連民法、刑法也是威權色彩濃厚，所載條文多有限制剝奪自由人權之處。本文限於篇幅，在此只能聊舉兩樁堪稱荒唐例證，對冰山之一角作一特寫。

例一是刑法第三章所列「妨害國交罪」。根據該章第116條，妨害友邦元首名譽者，即屬告訴乃論罪，真是可畏也哉。現今邦交國史瓦濟蘭國王係一多妻主義者，又經常選納新妃充實後宮。國人若就此有所譏評，即可能被該國王委請律師提告，而坐此法吃上官司。又假定今天台灣仍有眾多邦交國，媒體記者或政論家也有可能因痛批普廷或歐巴馬而被告到七葷八素。這一第116條，豈不等於鼓勵甚至邀請外國人來箝制本國言論自由？

例二是一般行政類法律，有一種「國家機密保護法」，內容有41條之多，其中極富有威權色彩者，是第34條所訂，刺探國家機密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要知所謂國家機密，雖是依其第7條由總統以次重要官員界定，也難保沒有假藉此一理由，掩護特定人物的失職錯誤乃至醜聞惡行之事例。這一條文不僅可能成為政府官員的保護傘甚至遮羞布，也形同扼殺揭發政海黑暗的新聞自由。

要知當年美國爆出水門案件，尼克森也曾動念以國家安全為由把事件壓下去。美國當時若也有機密保護法第34條，很可能媒體即不敢查究此案，而真相也即永無可能大白。國人他應記得，當年馬先生愛將史亞平出使新加坡，突因不明原因解職返台，當時國內社會也是諸多揣測，旋即有一監委出面指稱事涉國家機密，並「善意」提醒國人不可擅加刺探以免觸法。而果然自茲而後，即未見有人對此再加追究，似顯見該第34條確有其不可忽視壓力。但該外交官到底因何事去職，廣大國人是否很有權利知道？

如今台灣社會，所謂轉型正義正是當紅顯學，２２８事件真像和追討不當黨產都是熱門話題。這一現象自然無可非議，但上述六法全書所載種種威權氣味撲鼻，彷彿訓政時期乃至北洋時代遺風遺緒法條，國人若不加以重現，一一予以修改或廢除，只怕台灣社會雖是自由民主其名，實際則似仍被一隻無形之手掌控，隨時都能感受到其威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