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府即將在下週五正式上任，為了提前暖身進入狀況，林全準內閣已經舉辦了多次的「新內閣政策溝通會議」，有鑑於馬英九政府過去八年的決策迷思以及文宣治國之弊，今後的政府一定要在觀念與行動上改弦更張，才可能避免重蹈覆轍，其中最關鍵的提問是：政策溝通到底是從哪個時點開始的？

大家不妨回憶自二○○八年以來幾個重大政策的過程，當時以超過五十八％高得票上任的馬英九，尚未滿月，就派員赴中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八個月後，在幾個工商團體要求下，與中國洽簽ＥＣＦＡ的進度隨即就開始；而後的這些年，一路簽了二十三個協議，最後在服貿協議於立法院審查階段，政府信賴徹底崩盤。

前述病徵，至少說明了兩個問題，首先，一成不變，這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決策制定，屬於少數菁英的產物，缺乏充分的公眾討論；其次，即使兩岸直航與達成經貿協議是馬先生在競選期間的政見，但當如願執政時，並未根據實務重新再加檢視，並修正為較可行的政策。可以說，舊政府當年在第一步就已踏出了關鍵的錯誤，而且都是對政策溝通缺乏正確認識。

如果把政策的制定當作一個政治活動，美國學者戴伊（Thomas R. Dye）將之區分為問題確認、議題設定、政策形成、政策合法化、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幾個階段，每個步驟都有主要的參與者，這些成員無疑都是必須溝通的對象。

從問題確認而言，包括大眾媒體、利益團體、公民組織乃至公共輿論，都會針對社會的需要，向政府表達各種要求；這些問題中，哪些要排上議程優先處理，政治菁英與媒體將參與其中；有關政策的形成而至最後的執行與評估，通常智囊、總統、行政、立法、利益團體、媒體都會參贊。因此，在民主國家，「由下而上」是主要的政策制定模式，但「由上而下」的決策品質更是關鍵，這外部與內部的系統，是政府必須全面擴大決策視野的基礎，如果沒有這種常識認知，就是閉門決策，政策的品質肯定會受損，而且其獲支持的困難度也將增加。

馬政府時代以大量資源投注在文宣工作，甚至總統的重臣亦為傳播學者，這是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只專注於政策已經形成後由上而下的貫徹，這是下達指令，並非對話，是溝通的對立面；此種絕對的菁英決策，處理涉及不同利害關係人的複雜事務，注定是治絲益棼，也導致今天帶著遺憾卸任的後果。

未來的蔡英文政府，須透析問題的本質，其中林內閣的表現更是重中之重，首先，競選政見籌備再久，一旦要進入政策流程，都需要先啟動對外部的溝通，不應僅是內部跨部會整合聯繫而已，若發現思慮不周，輕則修正、重則暫緩，才是理性的負責。

其次，針對上任後的新施政，行政部門除了對國會溝通，必須走出雲端遐想，實踐由下而上的務實施政，真正到基層去田野調查，掌握實際情況與需要，自能降低重蹈「博士內閣」之譏的風險。

第三，政府面對媒體，不應該降低到單一突發事件處理的技術層次，需要正視大眾媒體其實是政策從醞釀到實現的參與者之一，其與利益團體、公民組織、公共輿論，都是隨時需要暢通對話的溝通主體，因此媒體不是宣傳與粉飾的工具，而是蒐集民意、遊說民意非常重要的平台，若無此一視野，恐非進步的現代民主政府。

如果上一任政府，普遍給人重視包裝、講究形象的印象，今後的新政府要做到耳目一新，就應該內外兼修、表裡如一；決策周延與政策內涵才是禁得起考驗的基本面，不想麻木不仁，政策溝通自民意開始生成匯集的第一時間就要關注、偵測與處理，簡單的說，就是做個末梢神經敏銳的有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