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遇到族群爭議，政治人物最廉價的呼籲就是不要撕裂族群，但對族群撕裂的歷史源頭卻不聞不問，彷彿大家一起把傷口遮掩住，就可以繼續裝作不痛了。我們不再追問為何洪素珠會叫老榮民滾回中國、郝柏村羞辱老台灣人是皇民、郭冠英自稱是高級外省人？這些個案當然都是歧視，但是否只要極端份子們通通閉嘴，台灣從此就一片族群和諧？

「外省豬」、「台巴子」、「番仔」，當然是族群歧視的語言暴力，但族群歧視更發生在制度性的不正義。然而，長年以來，只要有人主張檢視台灣族群問題的歷史根源，藍營政治人物就會立刻指控是在挑撥族群問題，討論轉型正義就會被說是政治清算。就像當美國有色人種爭取公民權時，一些白人就會指責是逆向歧視。

結果就是我們一再陷入那些美好而空洞的和諧語言，集體否認族群現狀就是撕裂的。我們不會追問當初族群是如何被撕裂的？又是被誰撕裂的？那些族群和諧、包容的呼籲弔詭地成為最保守反動的修辭，阻止我們探究台灣的族群問題。

當我們檢視早期公務人員的考選制度，因為保留大量外省籍名額，並且提供超優惠的補助與退休條件，長期以來造成族群間的階級差異，也成為近年年金改革無法推動的難言之隱。過去威權政府獨尊「國語」，把其他語言都貶抑為「方言」，嚴禁在學校、媒體使用。即便後來語言政策解禁了，台灣國語和原住民腔依然被當作可笑的低等腔調。這些歷史經驗一再傷害了非「國語」族群的集體心靈。

對於原住民和各少數族裔，族群不正義的問題狀況更加嚴峻。例如，台電當年以蓋魚罐頭工廠為名，把核廢料場址設定在達悟族的原鄉蘭嶼，歷經三十多年抗爭，台電至今仍不願把核廢料遷出。政府甚至無法徹底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讓部落的經濟、教育可以自主。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的勞動條件也普遍極為惡劣，難得休假在台北車站和朋友聚會，卻一再遭受技術性驅趕。

那些喊著不要撕裂族群的政治人物，並非看不見族群早就撕裂，而是裝作看不見族群不正義的事實。我們除了批判極端的歧視個案，還必須拒絕偽善的族群和諧口號。唯有積極面對並改善過往制度的錯誤，才能邁向實質的族群正義。

（作者為American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