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給別人 還能活命?

 

中國在一九六六年揭開的「十年浩劫」,也就是由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了鞏固個別權力所展開的整肅異議與思想行動,當時有個非常「經典」的鬥爭儀式—「交心會議」,顧名思義很簡單:整理隊伍就必須交心表態。

這場「革命」之所以冠上「文化」的頭銜,則在於它鎖定的目標很明確,直接對準了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可見老毛深知文化領域的厲害之處,因而甚至明文宣稱:「要徹底批判其中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其領導權」;一點也不避諱仇視與目的。

交心會上,光感恩戴德是不夠的,更要嚴肅地自我批判,而且講究的是長度、深度、力度;艱難的是這分數既不是自己能打,也沒有客觀的標準,可不可以過關?要由組織上層誰當權誰說了算。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上將許世友講得非常到位,他說:「把心交給別人,還能活命?」一語道盡了中共政權的本質,「心」做為一切自由總代表的重要性,以及想要活命就唯有「天高皇帝遠」一途的經驗智慧。套句現代用語,可以總結為:能離中國多遠,最好就能有多遠。

這些天,繼太平島的島、礁之辯之後,在普羅圈最引起熱議的新話題,應當是導演戴立忍原本主演中國演員趙薇執導的中國片《沒有別的愛》,然而因其曾經支持太陽花學運以及香港爭普選等運動,遭到中國共青團以「台獨」為由點名抵制,不僅因而遭到中國劇組撤換,戴立忍並且發出三千字長文,對過去之我全面批判,儼然就像是上了文革版的交心大會。至於能否重新換得今後之我?這決定權,肯定已經不在業已把心交出去的戴立忍這一邊。

如果把社會的演化分為蒙昧(savagery)、野蠻(barbarism)及文明(civilization)三個階段,二○一六年的中國,基本上,距離五十年前的中國,硬實力早就不可同日而語,但就社會群體的集體進程來說,恐怕是頑固性的滯緩,依舊停留在蒙昧與野蠻之間,難以向前,要邁進成為一個普世認定的文明國家,並不在可預見的視線之內。這個問題,如果身受文革之害的這一代掌權人亦無法洞悉,或者他們眼前的其他挑戰更為嚴峻,根本管不了這麼許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那麼中國會把自己困住得更久。

什麼叫做文明?簡單的定義就是一群人為求取生存的方便,自然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並且進化出公民意識以及社會分工的過程與狀態,以促進並維護彼此各自的利益。不同的群體所分立而出的不同生活方式,可能表現在各種不同的領域,例如意識形態、宗教思想、科學科技等等,由於差異的存在,經常可見文明衝突,因此並不讓人意外,但關鍵是不同的群體要採取什麼方式來解決歧見,而大家會以此判定何方屬於落後文明。

從這個角度看戴立忍事件,這不是獨立的個案,在此之前已經有在香港力挺「和平佔中」的藝人何韻詩、黃秋生、杜汶澤和周潤發等人,最近也有聲援達賴喇嘛的美國搞怪女王卡卡(Lady Gaga),全都傳出「被封殺」,他們惹怒的對象,不外中宣部、廣電總局、共青團等中國黨政部門,以及所謂廣大的中國網民,其所憑藉的懲罰武器不是別的,而是令人垂涎的市場,也就是物質基礎。換言之,就是把人的抉擇門檻降低到最低層次的生理需求上,公然踐踏尊重需求,更不要談人有自我實現的需求。如果以中國所擁有的,來界定這是什麼國度,是不是可以說這是一個自豪於只具備生理需求的國家?

面對這樣的國家,這些被要求交心者,其實都在給自己的檔次做出不同的定義。周潤發:「就少賺一點囉!」杜汶澤:「能活著就好。」何韻詩:「歌手,頂多只是職業,她真正珍惜的,『是做一個香港人的身分』!」從而,戴立忍用鍵盤寫出「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或者稍早蔡正元自認「不是一般的本省人」,若連當事人都這樣自我認知時,其他人是無從對其憐憫與辯解的,如果我們深信這裡已是個追求價值實踐的文明社會。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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