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忍者的悲歌:反抗或求生

 

在這樣一個變動的時代中,我如何可能偽裝來娛樂你?

──六○年代民謠天后瓊拜雅(Joan Baez)

戴立忍在中國「被下架」的新聞傳來時,我正在重讀張鐵志先生的書《時代的噪音》。兩種聲音疊放在一起,頓覺恍如隔世。

瓊拜雅的話宛如她的歌聲,溫柔又有力地在風中迴盪:歌曲不是用來娛樂的;而是能讓人歡笑、哭泣和憤怒;能讓人認識這個世界的真實殘酷;讓人願意起身奮鬥。

奮鬥是為了什麼?為了理想和信念?為了被壓迫而反抗?還是為了求生存?

戴立忍導演多年來關心公共議題、參與許多社會運動,他用行動實踐理念、用藝術表達信念。這樣一個有理想、有信念的導演,為什麼在中國被撤換的隔天,自動發出三千字的「悔過書」,全面檢視自己的過去向中共交心?這是「被認錯」還是「主動認錯」?無論被動或主動,都讓人不勝欷歔。

台灣影視圈為了在中國謀生,一個接一個向中國「下跪磕頭」。這種事件接連發生,對台灣而言絕對是重大警訊。警訊背後透露兩個深層的隱憂:一則是,台灣藝人嚴重欠缺「捍衛尊嚴和信念的反抗精神」;一則是,台灣影視環境的萎縮惡化,讓相關從業者為了生存或發展而赴中,甚至必要時也會「賣國求榮」。

相較台灣藝人的薄弱反抗意志,我必須談談西方搖滾先驅的反抗精神。

西方搖滾反抗精神

搖滾巨星天團U2主唱波諾說:「如果搖滾樂不敢質問大的問題,那還是搖滾樂嗎?…做為一個搖滾樂團,你必須抓住時代精神,並且必須介入。」

三十多年來,U2和波諾始終熱心參與世界各國的戰爭與和平、人權、環境和貧窮議題。一九八八年,他們到智利開演唱會,以歌曲〈消失者的母親〉聲援在皮諾契獨裁時代被綁架、被逮捕和被殺害者的母親們。他們也到波蘭為團結工聯推動的民主革命助陣;到非洲關心愛滋病和貧窮;到尼加拉瓜和薩爾多瓦關切內戰受害人民;為「國際特赦組織」舉辦巡迴演唱會,幫其招募數萬會員,也透過群眾力量拯救不少政治犯。

西方搖滾巨星天團從喬希爾(Joe Hill)、狄倫(Bob Dylan)、瓊拜雅(Joan Baez)、約翰藍儂(John Lennon)到佩蒂史密斯(Patti Smith)和U2等,都有一個共同特色:濃厚的人道主義、堅持社會正義和價值信念,而且他們想用音樂的力量參與社會改革,讓世界更美好。

這就是介入社會、介入政治、關懷弱勢的真正的搖滾反抗精神。香港歌手何韻詩說:「歌手頂多只是職業,我真正珍惜的是,做一個香港人的身分。」這種肯定自我價值的認同信念,恐怕才是台灣藝人該深切反思的。

不過,丟給影視圈去處理反抗極權或委屈求生,似乎也呈現我們社會的另一種無情。加害者極權中國不該被嚴厲譴責嗎?眼睜睜看著影視環境的惡化,讓藝人為謀生而紛紛向中國磕頭,我們只能袖手旁觀,然後痛罵而已嗎?難道政府不能積極有所作為?

南韓的他山之石

看看南韓怎麼做吧。林子強教授的研究指出,金大中當選總統後,隨即於一九九八年提出「文化立國」方針,以文化產業、數位內容及影音多媒體產業為主軸,政府整合文化觀光部、產業資源部、資訊通訊部等跨部會力量,為振興文化產業展開佈局。二○○一年成立「文化產業振興院」,從資金、平台與海外拓銷三方面著手進行。

在影視產業方面,成立「電影振興委員會」主導政策、培育人才和國內外行銷等;並以稅制獎勵遊說大企業如三星、大宇等投資影視工業,讓龐大資金到位,增強製作實力,強化影視產業的品質和競爭力。南韓電視連續劇《冬季戀歌》和《大長今》,更在日本、台灣和美國屢創收視佳績。

南韓把影視產業當作一種文化戰略,在世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韓流」,不僅成功帶動本土影視的興盛,也帶動文化觀光的加值(《大長今》讓濟州島風華再現、《冬季戀歌》讓南怡島成為戀人度假勝地),以及國家品牌的另類光輝。

相較於南韓,我國政府長久以來輕忽本土影視產業,任其自生自滅,甚至只以「親國民黨」做為保護對象或資源給配的審核標準。加上馬英九執政時傾中姿態毫不掩飾,藝人一個個前往中國磕頭就不足為奇了。

在地全球化的文化戰略

因此,蔡英文政府必須有新作為,除了政經改革,文化戰略的擘畫更是刻不容緩。從南韓經驗清楚看到,全球化必須從在地化做起,「在地全球化」才是重新壯大台灣的根本之道,從文化經略到產業振興都是。我們必須讓在地文化風華再現,全力振興文化影視產業,讓台灣藝人和民眾重新找回信心,看見自己土地和文化的光榮;重新創造自己的傳奇故事,認同自己的身分和存在價值。

一個強壯而文明的國家,必須從文化奠基開始。找到自我存在的尊嚴和價值,才能找到明確堅定的國家認同。

樂評家張鐵志說得好:「自我放棄覺醒的權利,才是一切集權主義的溫床。」戴立忍的悲歌,忍者的悲歌,不僅是反抗或求生,更是失根的文化哀鳴啊!(作者王美琇,專欄作家)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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