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忍事件發生之後，中國著名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羅昌平在網上發表了《抱歉了，戴立忍》一文，在文章中說：「對不起，戴立忍先生，再次為這些日子大陸網民給您帶來的壓力和困擾表達我深深的歉意。」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民族主義取代了馬列主義成為中共的遮羞布，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民族主義是流氓手上最後一張王牌。羅昌平如此描述中國糞青的面目：「他們逢日必反、看到五星紅旗就會熱淚盈眶、一說到南海就喊打喊殺、911發生的時候全世界都在哀悼但他們卻歡欣鼓舞因為他們覺得這是美國人的報應。」在他看來，糞青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一沒出過遠門、二生活在社會最底層、三基本上一事無成，沒什麼事兒比愛國更讓他們有身份的認同感、更讓他們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了。」前一段描述是準確的，後一段描述卻大錯特錯了。

中國的糞青並不都是對現狀充滿怨恨的底層民眾，正如德國的納粹並不都是希特勒那樣的失敗者和邊緣人——戈林、戈培爾、施佩爾等人都是風風光光的頭面人物。我在美國哈佛大學、巴黎索邦大學和台灣大學的校園裡演講時，都曾遇到過聲情並茂地爲中國的政治制度辯護的年輕人，他們當然出了遠門、家庭出身至少是中產以上（才可能支付昂貴的學費）、既然在名牌大學唸書顯然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羅昌平的說法將複雜的糞青現象簡化了，似乎消除了貧富懸殊，糞青就會自動消失。相比之下，台灣作家吳明益在臉書上的分析更準確：「中國此刻經濟確然有進展，自卑感卻愈甚。極端民族主義對應的並不是民族自信心，而是自卑。」換言之，糞青產生的原因，不是物質基礎的匱乏，而是心靈的扭曲。

更讓我驚詫莫名的是羅昌平的另一句評論：「在您的聲明中，我讀到了什麼叫作溫良恭儉讓，什麼叫作民國風範。」我的感覺怎麼就跟他截然相反呢：我從戴立忍的聲明中讀到的是一種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說的「陰溝裡的氣味」——一種被邪惡力量征服之後的自我妖魔化，一種文革中「狠鬥私字一閃念」的規訓與臣服。

在毛澤東時代，除了毛澤東之外，幾乎人人都寫過「檢討書」，包括劉少奇和鄧小平。很多知識分子惟有通過自我羞辱才能苟活下來。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歷史學家陳垣在《我的檢討》中說：「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裡做著『太上皇』。」擔任過民主同盟副主席的羅隆基在《我的初步交待》中說：「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有了罪過的人。我的罪過是嚴重的。我今天已經羞愧到無地自容的地步，我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領導黨，我要徹底改造自己。」戴立忍的聲明，與這些聲淚俱下的檢討書何其相似！

溫良恭儉讓是國民黨過去向台灣人民注射的儒家毒素，它並不是台灣比中國優越的證據；而所謂的民國風範，是那些被共產黨壓迫得喘不過氣來的中國人對中華民國一廂情願的想像——「民國熱」中最熱的便是「民國範」。然而，那些陶醉於「民國風範」的中國公知，卻不知道自己對兩岸議題的本質已疏遠和隔膜到何種程度：台灣與中國的對立，不是溫良恭儉讓的民國風範與粗魯狹隘的「中華小粉紅」的對立，而是台灣人民信仰的「住民自決」的普世價值與中共及其支持者信奉的「大一統」天朝意識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