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勞工連上七天班的「七休一」規定，引起極大爭議，行政院踩煞車，延後兩個月實施。「七休一」旨在增進勞工福祉，但牽涉廣泛，勞動部做法又粗糙武斷，以致目標未達，撻伐之聲四起，新政府灰頭土臉。

以「民主進步」為標榜的執政團隊，矢志把台灣勞工從低薪和過勞的邊緣拉回來，這一良心美意，應該肯定。然而，勞動問題涉及勞資雙方，也牽動消費者及整體經濟社會，勞動政策因此不能只從勞工角度著眼。先進國家的經驗顯示，嚴苛僵固的勞動法規未必為勞工帶來真正福祉，靈活且合時宜的勞動機制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處理勞動問題過於偏執，良心美意不必然帶來好結果，借用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話，這需要「溫暖的心、冷靜的腦」。

七休一政策 公眾溝通明顯不足

在「七休一」爭議中，政府部門暴露不少問題。首先，勞動部官僚僵化。它名叫「勞動部」，主管勞動業務，規劃勞動政策，牽涉勞資關係，須兼顧勞資平衡。實務上，它卻偏向「勞工」角度考量政務。強推「七休一」時，它要記者出國採訪「第七天在飯店休息，不可發稿」，工商界「人力不足，就要補人力」；官腔官調，都因「勞動部」把自己當成「勞工部」而起。

其次，政策說明與公眾溝通明顯不足。爭議期間，所謂「一例一休」、「兩例」都讓公眾一頭霧水，民調指四成八公眾不清楚兩者差異何在。究其原因，不是「群眾只有十三歲」，而在溝通說明不足，官方只顧講官話，不說尋常百姓能懂的話。

經此折騰，社會所需要的，其實是落實週休二日的同時，保有適當彈性，則「有彈性的週休二日」，應較簡明而易於接受。政府部會內部橫向協調也有問題。「七休一」明顯衝擊公共運輸業等行業，但勞動部對這些行業的特性顯然不瞭解、也不傾聽，未做應有的調查研究評估，只試圖以一個工時規定，全體通用。其間，與交通部等相關部會協調聯繫不足，整體觀照不夠，客運業者以假日減班、中秋不加班等回應，才驚動當局，急踩煞車。

可行勞動法令 彈性是最重要元素

就本質說，彈性是可行勞動法令最重要的元素，「七休一」卻付之闕如。所謂彈性，並非獨厚「無良」企業主，勞工其實也有此需要。對業者來說，不同產業特性不一，製造業與服務業迥異，公司有大有小，同一公司也有淡旺季之分，勞力調度都需靈活。再從勞工看，如今新型勞動出現，知識型工作者未必每天上班打卡；自願加班、休假調班、積假一次使用或「存摺式休假累積」等都因彈性可讓勞方有較大選擇權。如照「七休一」一刀切，勞方不准加班，（客運業等）資方不得減班，訂定如此僵硬霸道規定，難怪激起「這是什麼政府？」的批判。

政府機關所顯露的心態也很可議。誠然，台灣的工時、休假、薪資等勞動條件都有改善空間，但這也與台灣整體經濟不振有關，不能一味歸咎資方剝削勞工。對企業主來說，近年勞保、健保、就業保險、勞退金、職災保險，即將實施的家庭照護假、長照保險，法定勞動成本節節升高，多少排擠了加薪空間。此時推行週休二日，彈性靈活不可缺，細膩規劃溝通協調不能免，否則欲速則不達，對勞工福祉未必實質增進，窒礙整體經濟社會發展，反有惡果。

政府除了建構勞動政策機制，還要以仲裁者角色協調勞資互動，為勞工謀福祉固責無旁貸，但一項措施引發資方普遍反彈顯有問題。尤有甚者，台北市勞動局近年實施勞動檢查，銀行業高達八成七遭罰款懲處。勞動法規導致近九成業者受罰，未必業界充斥違法亂紀之徒，更可能是勞動法規失之嚴苛。政府尤應注意，台灣基本上屬於社會學者福山（Francis Fuluyama）所稱的「低信任度社會」，再經嚴苛的勞動法規攪和，把企業主盡當不知照顧員工福祉的唯利是圖之徒，包括勞資互信和諧的社會資本一旦虧空，對整體經濟社會傷害至大。

師法德英美 政策不能偏執勞資一方

德國在一九九○年代經濟衰退，儘管其勞資關係曾被視為歐洲範例，仍在本世紀之初進行勞動市場改革，進一步檢討勞資權利義務對等平衡，放寬就業規定，增進勞動市場彈性靈活，使其至今能維持技術、創新、生產力兼具的勞動力及低失業率，產業實力舉世頂尖。在此之前，柴契爾夫人的改革，包括抑制過於強勢的英國工會，使政府政策不受其挾持要脅。同樣是一九八○年代，雷根曾開除一萬一千三百多名違法罷工的美國航管員，「柴契爾主義」及「雷根經濟學」都曾帶來經濟繁榮。在更早的一九七九年，新加坡宣布大幅提高工資兩成，但事與願違，反使新加坡陷入嚴重的失業與不景氣。這些前例顯示，政府需維持勞動市場彈性靈活，政策不能偏執勞資一方，甚或越俎代庖，以免適得其反。

政府首務 建立彈性靈活勞動機制

現今主政者所應致力的，是建立彈性靈活的勞動機制運作，致力台灣經濟掙脫困境；整體經濟的餅做大了，勞資同受其益，為小確幸爭執相對減少。至於新政府自稱「最會溝通」，有「偉大的溝通者」名號的雷根之言，最應記取：「領導者的教訓是相同的：要辛勤工作，瞭解事情真相，樂於傾聽並瞭解他人，具堅強的責任感和指揮感，並替你所代表的人民做出良好的決定。」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