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媒體人江春男相信「好記者可以是好的外交官」，可惜這位派駐新加坡代表的好記者，因酒駕事件而壯志未酬。

江春男辭職，不只是針對酒駕的道德批判再次勝利，台灣也因而損失一位好的外交官。幸好，我們從事件中看見台灣在民主、自由、法治的進步。

在一黨專政的威權年代，駐外代表遭警察取締酒駕時，只要打通電話，通常就會放人。江春男八月二日被警方攔查時，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當晚取締酒駕的基層警員，照章行事，執法毫無懸念。看得出來，台灣社會相當透明，基層員警只要依法執法、合乎比例原則，就無所罣礙。

當媒體採訪時，警方也大方說明取締的過程，人事時地物，一一交代，侃侃而談。這意味著，在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員警不必擔心被秋後算帳；他們的長官也不會因為「壞了總統的外交佈局」，就擔心危及升官之路；這是國家進步、社會開放的指標。

警察常自嘲是「帶槍的弱勢團體」，但警察要記得，當他們執法遭遇挫折時，輿論常站在警察這一邊，挺住警察，讓他們好做事。

在台灣，警察執法若受委屈，社會自然會還他公道，這是民氣可用。但要小心，有時為了譁眾取寵，媒體、政客、學者會誇大警察委屈的成分，加油添醋，無限上綱，說得好像警察都沒有錯，這對警察並不是好事。

過度的民粹操作，容易形成「警粹」，此時，身為當事人的警察必須保持冷靜，別急著與狼共舞。

警察要相信，台灣社會的白血球機制，已足夠對警察提供必要的支持。警察也要警惕，當有心人見縫插針，提油救火時，警察應和這些火源保持安全距離，以防自身被推到第一線而淪為自殺炸彈客。

（莊榮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