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島的張老師

     國家」對人民最大的剝奪,不是讓他死亡,而是讓他活著,然後失去所有。

     親情的剝奪,最能有效折磨禁錮靈魂。作為一個「缺席的父親」,楊逵時刻都想在兒女的日常生活中「在場」,書信是一個管道。然而,監獄的嚴厲控管,就連通聯的書信,也只能成為父親的獨白。

     綠島時期,楊逵除了生活性散文、文藝論述、讀書札記、戲劇創作、民間文學采集之外,還有大批家信。信件寫在四本「新生筆記簿」上,楊逵離世後,神秘出土。

      1986年,初春,楊逵辭世將滿一年,孫女楊翠就讀東海大學歷史所,同班女同學對她說,男友的朋友,手中有一批楊逵手稿,想要物歸原主。那人說,當年去東海花園拜訪作家,作家已搬走,鐵櫃開著,文件散落滿地,他們怕遺失,所以撿走了,還說,「不只我手中有」。

     「文件散落滿地」的說法,其實不合邏輯。那座生鏽鐵櫃,放在東海花園大通鋪牆角的五斗櫃旁,平日以棉被疊在上方,裡頭放著楊逵最珍貴的物件。1981年,楊逵因病被迫走離花園,搬到兒女家,第一件事,就是帶走鐵櫃,未曾讓「文件散落滿地」。

     而家書的存在,楊逵生前隻字未提,也不合他的行事邏輯。總之,家書在他死後出土,成為一個神秘謎團。子女們深信,這批家書連同其他物件,在楊逵刑滿離開綠島時,被當局沒收扣留,他辭世後,當局才輾轉循線歸還。

     無論謎底如何,這是一批絕大多數未能寄達的家書。時間是楊逵牢獄生活的後期,1957年10月12日到1960年11月18日,總計107封,收信者是5個孩子、妻子葉陶,還有幼小的外孫女嬋娟和剛出世的孫子天進。

     新生筆記本,25K橫格線,字跡密密麻麻,時而整齊,時而零亂,有增有刪,也有劃了增補線卻未補入的,有的寫「退回」字樣,有的註明「不發」。除了這四本家書稿本,楊逵也持續在《新生活》壁報或《新生月刊》,發表家書形式的散文,目前可見最早的一封是1954年10月15日,以〈家書〉為題,寫給長子楊資崩,發表於《新生活》壁報。

     即使無法寄達,楊逵也不放棄書寫,尋找通聯網絡,抒發自我情感。這批104封的家書草稿,成為缺席父親的私語。

     楊逵入獄12年,子女為了謀生,四散各地,家書的郵戳,繞行台灣島。然而,每週300字的限制,卻讓父親的話語,經常無法送達孩子耳中。12年間,孩子們接續進入青春期,面臨生命困局;然而,楊逵也許無法真切理解,剝奪他們喜樂的元凶,不只是青春期,而是貧窮,以及國家暴力所營造的恐懼,還有它的衍生物。

      楊逵不能想像,獄外的台灣,竟比獄中還詭譎。社會的冷漠,平庸者的邪惡,對受難者家屬而言,是一副終生都無法解下的手鐐腳銬。

      次子楊建回憶,父親被捕後,軍警不斷到家中搜查,帶走大批書籍資料,不曾留下清單。1951年,某天他生病在家,沒去上學,軍警又來翻箱倒櫃,少年楊建鼓起勇氣,要求清點數量,以向母親交代。那一次,光是書本就將近一千本,軍警離開之前,看見牆上掛著楊逵唯一的西裝,口袋裡插著一支派克鋼筆,順手也拿走了。

     那支派克鋼筆,長駐少年楊建心中,成為永恆的痛。楊逵當然買不起派克鋼筆,那是朋友送的,楊逵入獄,允諾楊建接收,卻被國家暴力當面掠奪。少年很想出聲,說請別拿走,那是爸爸要給我的,但他無法出聲。他不僅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連人生也被迫改變:

他的妻兒時時要為吃的穿的問題四處奔波,在外還處處受到人的歧視欺侮。……我才放棄唸文科,改唸理工,我是因為父親的文字工作帶給他自己與他的家人太大、太深的傷害。

     子女的痛苦,心思細密的楊逵,還是從他們的書信字語中感受到了。筆記本中的書信手稿,顯示他多麼希望貼近他們的痛苦,給予溫暖,提供指引。其中,長子資崩,在他青春最熾盛之際,從夢想的雲端跌落,長年抑鬱,是楊逵家書的主要收信人。

     楊逵被捕時,少年資崩17歲,歷經戰後語言轉換,短暫停學,中學復學後不久,父親就入獄,他身為長子,選擇輟學,幫忙家計,終而失學,無法重回校園。資崩終其一生,都浮沉在鬱苦海域。

     少年資崩也曾意氣風發,他想撰寫台灣抗日史,想創作文學,想經營農場。然而,這個世界似乎從來不屬於他。青年資崩的情緒波動與抑鬱,即使遠隔兩座島嶼與監獄圍牆,做父親的仍然深切感受:

……半年來,你的信一直充滿著憂悒與悲觀的氣氛,你是我們家的總經理,十年來替我把這個家經營得這麼美滿。好孩子!在你這樣堅強的經歷途中,發現了你半年來的憂悒與悲觀情緒,怎能叫我不擔心?

     楊逵鼓勵資崩從事文學與文化工作,盼他找到自我認同。他嘉許資崩編纂「台灣抗日史」的雄心,並為他取了筆名「萌」:

為祝你有意義的工作的開始,我贈給你筆名「萌」。對於播過十多年的種子,種植過上百萬棵花木的你,這個字的意義是不必贅言的。那是多麼蓬勃有力啊!春天又到了,你理想之芽也該萌了。

     楊逵想以「萌」,引渡資崩,走向陽光。「崩」與「萌」,語音相諧,意義迥異,而資崩,總是難以走渡鬱谷,無法從「崩」變成「萌」。楊逵憂心他罹患神經衰弱症,詢問醫生獄友,信中建議資崩吃漢方,或者打男性荷爾蒙,更為他擬了一套務實的生涯規劃表,積極想助他走出悲悒,並應允:「我一定會把你殷切期望的笑聲帶回去的。」他更把資崩的悲觀、自卑、消極,歸咎於自己:

你才十幾歲的時候,就讓你帶著幼小的弟妹們在冷酷的環境裡奔波,就是鋼鐵做的心也會痛的。這是我生活歷程中唯一的遺憾。……在你們正需要溫暖的時候,我的翅膀離得這麼遠,無法把你們抱在懷裡,使你們免致凍僵。在你們正在迷途上徬徨的時候,也未能帶頭指點你們,使你們避免踏上這許多陷井與險崖。

     不僅父親的翅膀離得好遠,連這些書信,也都無法寄達。兒子的疼痛,父親的不捨,都踡躺在筆記本裡,熱切的字語,擱延停頓,長達30年。被迫缺席的父親,被迫離開父愛的青春,處身兩座島嶼,都成孤島。

     一週300字的書信限制,使楊逵這位張老師,苦無熱線,難以相助兒子走出鬱潮,他說:「我將利用『新生月刊』同你討論。」有人困惑,《新生月刊》是監獄管理者的「訓育」平台,楊逵為什麼積極擔任編輯,寫作文章。他們不了解,對一個亟欲和兒子對話的缺席父親而言,就算是「訓育」平台,他也能讓他成為父子熱線。

     不僅資崩的生命難以「萌芽」,長女秀俄的人生,也從不曾秀麗。她與資崩一起輟學,一生顛躓。因為貧窮,為了追求情愛,秀俄離家十年,輾轉台灣各地,到處幫傭打雜,一男三女陸續出生,他們一度隨著母親,與野台戲班一起流浪四方,幫忙工作,夜裡就睡在戲棚後台。1958年9月6日,秀俄的名字首度出現在家書手稿中,楊逵說:

很久很久都在想念著你們,今天突然收到來信,得悉你們都還好,又養了四個孩子了,我很高興。……好多年來一家人都吃盡了離散的苦,可是我返家之期快到了,不久我們就可以重聚,也可以給你們帶來歡樂的。

     同一天,他給從未見面的外孫女嬋娟寫信,字語溫柔,彷彿正撫摸著外孫女細秀的頭髮。女兒們陸續面臨情感問題,他隔島嗅聞,敏感察覺二女兒素絹不太對勁,他不願秀俄流浪十年的苦難再發生,寫信探問。父親張老師的急切熱線,總是超過300字限制,一再遭獄方退回,無法寄出。父女通聯受阻,女兒靜默不語,父親著急難過,1959年7月11日的家書草稿:

半年來你不給我寫信,叫我亂猜一場,這不僅你一個人悶在心裡多受了苦,也加添了爸不少愁悶。我的心肝孩子們的痛苦便是爸的痛苦,唯有你們都真正快樂,爸才是快樂的。

     焦急的父親,一再挑戰300字限制,國家暴力終於翻臉,處罰他停止通信三個月。即使在禁令下達當天,他都還想試著闖關,告知兒子他將有三個月不能通信,請他幫助妹妹:

建:來信一百元都收到了,你回家看了情形如何?看絹的信她情緒非常惡劣、苦悶、想不開,這是很危險的,你應時常寫信幫她解決問題。她如能來一趟更好。因給她的信超過三百字,我這次被罰停止通信三個月,暫時沒接到我的信也不必掛慮,我的身體與生活都是很好的。

     然而,這封信仍被殘忍退回。10月中,他嘗試再寫,還是不能寄發。從「綠島家書」稿本中,我們讀見一個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除了這些不能寄達的書信,他再也找不到方法,可以在兒女的生命成長中,在場出席。

     離島監獄的父親是溫柔的,然而,有時也因為時空隔閡,無法理解家中生活的真實情況。特別是「貧窮」,貧窮到子女們的青春能量都被剝奪,他可能此生都不曾懂;因為他自己能夠面對貧窮,就認為孩子們不該被貧窮打倒。

     1958年,楊逵肺結核舊疾復發,他常先向綠島的醫生獄友借藥,然後寫信請家人寄錢,或買藥來還。家人久久不見回音,楊逵最怕欠人,壓力很大,給楊建的信中,透著火氣:

我知道家裡的經濟情形是很苦的,自然不會怪他們的,不過我曾叫他們整理一些不用的書拿到古書舖去換錢來買藥,他們也置之不理,實在叫我難以諒解。也許是顧慮面目吧?我不知道把不用的書賣掉會傷害他們面子的。這樣拖下去,假如人都沒有了,留那些爛書有什麼用?

     一百多封家書手稿中,楊逵大都是溫柔熱情、樂觀開朗的張老師,這是唯一一次,因為錢的問題,對家人「無法諒解」。當然,楊逵並不知道,他的「那些爛書」,早就被國家機器搜奪一空,連留給這個貧窮家庭去「換錢買藥」的機會都奪走。

     家計困窘,一直等不到錢和藥的楊逵,憂慮過盛,加重病症,嚴重失眠,感冒不斷,最後併發「肝機能衰竭」。他擔心自己就要命喪綠島,無法活著回去,家書中拜託楊建快想辦法借錢:

只剩了七個月,再勉強一下很快就到了,多一點負債也是有限的,只要保持健康回去的話,再多的負債也是沒有問題的。

     抑鬱、苦悶、消極、生病、負債、借錢,幾乎成為楊逵家書手稿的關鍵詞。但楊逵從黑暗幽谷發現光隙的特異功能,終於還是拯救了他,也讓他打起精神,繼續扮演張老師:

向大的看,向遠處看,生活刻苦一點是沒有關係的,那一點點負債也算不了什麼,不要為眼前的小事情迷惑了,絆住足不能向前。

     某日,他還突發奇想,給楊建寄了一張設計圖,說是一種「不需燃料的原動機器」,指示兄弟倆一起研究,成功後,想辦法申請專利:

這比英人發明的蒸汽機更重要,因為它的「能」的來源是地球引力,是永遠不會缺乏的。……不過你要注意一點,因為它的效能太大,製作和原理都很簡單,容易給大資本的人搶走,一定要設法取得專利(特許)權。無論本國與外國。

     綠島監獄,人才怪才鬼才齊聚,楊逵與獄友聊天,獲得靈感,想成為大發明家,一點也不稀奇。只是,楊逵想像不到的是,孩子們三餐不繼,哪有錢去買材料做實驗?

     夾著「原動機器設計圖」的這封信,是確實寄達的,楊建記得。然而,其他絕大多數的家書手稿,都無法寄出。父親的溫柔與焦慮,都成為呢喃獨白。

     白色恐怖時期,許多政治犯,在被槍決前寫下遺書,隨後被扣留,封入檔案卷宗,不見天日。他們生前被囚禁,被剝奪生命,連最終的告別,也被封錮在時間牢房中,如鬼魅般盤桓,延遲數十年,才能送達家人身旁。

     而被囚禁綠島的楊逵,憂心兒女的成長痛,想扮演張老師、心理諮商師,將迷途的憂鬱青春引渡回航。然而,幽閉黑牢,沒有熱線,無法臨床,被迫不能在場的父親的家書,叨叨絮絮,被埋藏於時間囚室,長年未曾透光,直到他生命的終了。

     死亡與青春,都只有一次。最後的告別,即時的諮商,都被威權掠奪。白色恐怖傷痛的無限延長,不是戒嚴取消,也不是少年長成了老人,就能輕易一筆勾消的。

(節錄自楊翠,《永不放棄──楊逵的抵抗、勞動與寫作》,蔚藍文化出版社)


 

作者簡介:楊翠

台中人,台灣大學博士,研究領域包括:原住民文化與文學、台灣史、台灣婦女史、台灣新文學、台灣女性文學、性別文化相關議題、媒體/流行文化/性別文化等。曾任教於靜宜大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系所,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楊逵文教協會理事長。曾與施懿琳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個人著作有《日據時代台灣婦女解放運動》、《鄉土與記憶:七○年代以來台灣女性小說的時間意識與空間語境》、《最初的晚霞》、《壓不扁的玫瑰:一位母親的318運動事件簿》等。

< 資料來源:綠色逗陣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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