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今（2016）年春天發生中研院翁院長牽涉浩鼎公司股票爭議事件，以及隨後的院長候選人選舉過程風波，引起社會各界對中研院的諸多批評，院方為了回應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4月18日之決議，為強化自我監督、恢復社會信任，已經成立三個委員會研提改革方案，其中「民主治理與改革小組」已經開過七次會議，所完成的檢討與建議將交給院務會議參酌。

不過新院長上任以後，最近又要啟動一項「組織與運作改進委員會」的選舉，這原是今夏院士會議通過的倡議，且已選出七位院士作為成員，如今要從近千位研究人員之中選出五位代表，來組成「7+5」的委員會。五位代表的選出程序是先由各所處中心產生一位候選人，然後全院包括編制內職員都可以跨所投票（每人投兩票），這將是中研院有史以來院內最大規模的選舉。但技術不是問題，院內成員如果沒有感受到「問題何在」，如果對於「方向何在」缺乏初步的共識，可以預料將是白忙一場。

翻開歷史，1934年丁文江出任中研院總幹事之後才開始推動籌設評議會，當時是由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和十二位國立大學校長組成十四人委員會，投票推舉出三十位評議員；第二屆聘任評議員的產生過程更是複雜，先由全國各國立大學專任教授副教授共約560人進行初選，最後由評議會決選產生72位當選人。至於首屆院士選舉則是遲至戰後的1947年，它的提名除了中研院（155人），還有北大（119人）、清華（134人）…，其中北大提名的當選率最高（53%），在在顯示中研院與全國各學術機構間的的流動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選院士的時候，薩本棟、梅貽琦皆主張排除「從未返國工作或久久不肯返國工作者」，錢學森因而被取消候選資格；而傅斯年基於抗戰民族主義，主張對所有任職「偽北京大學」者皆解職，後來雖然數理組和人文組態度不一而有些變化，但可以發現中研院院士制度之濃濃的「中國性」。

本次院長選舉風波中，有若干院士對評議會的組成與權責不滿，認為「院長（或少數人）的意志貫穿一切」，建議廢除評議會。然而個人認為，院士只是榮譽（職）、且長年在外者甚多，若改由院士會議來選舉（實際綜理院務的中華民國特任官）院長候選人，於情於理皆不相合。觀乎九0年代以來台灣之民主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本院之預算經費與研究人員數量日益充實龐大，內部治理方式應該順應潮流，改以研究人員為主體，效法大學自治的精神，強化院務會議的職權，同時簡化評議會和院士會議的功能，才是正途。

（作者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