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社評論〉紀念「台灣文化日」感言

二○○一年台灣北社創立的時候,適逢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化協會」(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創立八十週年,也是政黨輪替的第二年,我們幾位章程起草人,部分是基於對政治「樂觀的怠惰」、部分是感念日治時代先賢「深耕台灣」的精神,所以在成立宣言中說:「台灣北社」自許是一個重視文化深耕勝於政治較量的團體,我們也將以嚴肅的態度,不盲目崇拜任何一個個別的政治人物,不屈膝迎合任何個別的政黨,我們只追求永遠美好幸福的台灣。此外,在章程第四條規定:本社不接受專任之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及黨職人士入社,社員參政即當然停權。

但是這十幾年來,歷經人事改組、社員來來去去,尤其在阿扁總統捲入政治風暴以及民進黨接班危機過程中,北社相較其他台派社團涉入政治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免荒廢了上述所謂文化深耕的初衷。今年理監事會議決定認真紀念台灣文化日,要舉辦文化論壇(十月十五日)和台灣文化日晚會(十月十七日),除了是自我期許、召喚新舊社員,也是和台灣社會對話,思考我們今日的處境以及往前邁進的選項(https://zh-tw.facebook.com/twnorth/)。

日治時代文協前輩的經驗應該借鏡,但不能拷貝。文協不同於日治初期的武裝抗日,而是「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的文化啟蒙運動團體,透過講習會、夏季學校、文化劇、電影隊來提升民力,當然也遭受殖民統治政府的打壓;他們也常引用中國的思想資源,包括崇敬孫中山、宣稱「幾十萬黃種之同胞,五千年歷史之民族」云云。難怪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也曾高懸「台灣抗日先賢」的畫像、批評民進黨不知效法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的抗日愛祖國精神。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戰後國民黨在台灣施行的殖民統治模式,剝奪台灣人做主人的權利,文協前輩若復生於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至少會像黨外人士那樣反抗國民黨才對。

陳水扁總統時代是民進黨首次中央執政,除了謝長廷、蘇貞昌、游錫堃等黨內高層菁英,還晉用陳其南、杜正勝、吳錦發等學界文化界賢達,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勉力在文化教育領域增長台灣主體精神。除了(市長時代)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門廳的蔣介石銅像拿掉,廢除國慶日的閱兵,軍中五大信念去除領袖、主義,只剩國家、責任、榮譽…等,莫不是掃除威權象徵,為台灣文化的生長環境添加陽光空氣和水。二○○七年處理中正紀念堂雖然功虧一簣,但是在社會前進的氛圍中,馬政府畢竟不敢把自由廣場的牌匾拿掉。

如今民進黨第二次中央執政,並且取得國會多數,應該是台灣主體文化得到進一步舒展的良好環境。民間社團不必像日治時代先賢那樣抵抗殖民壓迫,也不必像戒嚴時代黨外人士那樣迂迴反抗,但應該如何有效地與政府既監督又合作,則是今日要不斷面對的問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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