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報載，聳動一時八里雙屍命案女犯謝依涵，經由牧師黃明鎮根據聖經輔導感化，牧師在法庭證稱已然信主，亦即信仰基督教而痛悔前非，所以「判斷謝教化成功可能性很高」，並聲稱其接受輔導時反應積極，認真配合云云。

上述這則報導，看來確是溫馨感人。如果一切屬實，黃牧師縱使終未能挽回一條性命，至少他也拯救了一個靈魂，但或許也有國人想提出一樁小人之心疑問。假定謝女雖然「反應積極，認真配合」，在過程中卻並未鬆口承認信主，甚至始終堅持另一不同信仰甚至無神論，則牧師是否仍願證言她確已悔改，而大有教化可能？換言之，表白信主和所做有利證詞之間，有無因果關係存在，或說得更白，有無時下所謂「對價關係」意味，承認信主，才能夠或至少較容易換來有利證詞？

本文提出上述這一觀點，並無心存不敬，質疑黃牧師用心是否純正，有無利用強勢地位要脅信教之意。畢竟，一位虔誠教士發現感召有效，自然心生喜悅，對罪人採取更寬容想法。這也正是人性之常。換作一位佛教法師或伊斯蘭教長老，應也會產生同一效應。本文的用意，是在點出將宗教摻入所謂「教化人犯」之不妥。

假定監獄施行所謂教化，所約聘人士是手持馬克思的資本論，或是孫文的三民主義，以之作為感訓受刑人之教材，國人必定視為洗腦，是以特定意識形態強迫灌輸，或至少也是半強迫灌輸給受刑人，不是自由社會宜有現象。

然則以特定政治學說教化受刑人既然不妥，以特定宗教理論教化受刑人，不論其為聖經或六祖壇經或可蘭經，是否也是同樣不妥？

要知在監服刑人犯對所謂「教化」，可謂沒有太多抗拒餘地，尤其是以謝依涵這等已被判死刑者，一線生機即在於能被認定為可以教化，對於所謂輔導之來，恐也只有「反應積極，認真配合」。試問在如此情形下，若要趁勢推銷特定宗教，是否也大有趁人之危意味，不是良好佈道方式？而在謝女一方，若不乖乖配合牧師開導，即很有可能面臨死刑定讞，他所面臨的選擇，是否也無異於「不信吾教，請試吾刀」？

再進而言之，監獄裡推行所謂「教化」，不論其是否摻有宗教色彩或政治色彩，都隱隱含有脅迫洗腦意味，不是真正崇信自由者所願見。

人民一旦陷入監獄服刑，其能否不被折騰修理，能否獲得假釋，乃至能否逃過死刑，在在取決於獄方「長官」。試問在這不對等情形下所實施「教化」如何能不帶有醜惡、洗腦意味，如何能不被視為另一種形勢踐踏人權？

「教化」這一觀點，本身即含有濃厚威權意味，可說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思維之陰魂不散，在現代民主國家，政府沒有資格也沒權力「教化」人民。如今台灣好歹也是民主國家，人民入監服刑，雖然失去人身自由，至少也應保有不被個別洗腦，不被押去上莒光日，集體聆聽「弘法」或「佈道」演說的起碼人權。

去年初電視台曾播出一段新聞，內容是高雄佛光山副住持惠昭法師來到台中女監弘法。畫面顯現出法師在台上看到這一場景，或許會心生不少疑問。

眾女犯是心懷喜悅踴躍到場聆聽弘法，抑是懾於獄方無形壓力而不敢不來？其中是否也有人不是佛教徒，甚至是反佛教者或無神論者，她們坐在台下聆聽闡揚佛理，心中又是何等滋味？獄方邀請各形各色頭面人物蒞臨演講，有無可能也是做公關結善緣，女犯也只能「我為魚肉」？

本文以上所論，在在都觸及或許是台灣特有的獄中「教化」。最後要一談的是可能決定人犯生死的「可以教化」或「不可教化」，以供對此一議題有興趣人士參考。

首先，面臨是否可以教化人犯，應都是被求判死刑，或初審已被判死刑的重刑犯，所以受委託判斷是否可以教化者，不論是神職人員或學者專家，都必然面臨重大心理壓力，深知若做出「不可教化」結論，即很可能等於把人送上死路。在此情形下，又有幾人能硬下心腸，誠實發表所得到負面結論？所以，「可以教化」很可能是有負所託的報告。

其次，神職人員判斷是否可以教化，容易受到自身宗教熱忱無形影響，本文已有論及，而學者專家所做結論，所依據學理又有幾分可靠，恐也非法官或社會大眾所能知。又不論神職人員或學者專家，也都大有可能被人犯精湛演技所欺，貿然做出可以教化結論。

最可議的是，所謂「可以教化」，純然是不必負責任，不須承擔後果的「檢驗報告」。要知教化是否能生效，要待人犯刑滿出獄，視其能否成為良好守法公民而定。但被求判死刑或已被判死者，定讞判決縱躲不過死刑，也必判無期徒刑之類重刑，假釋出獄應也至少十數年後。到時縱又證明「可以教化」判斷不正確，又到何處去找做出錯誤證言的牧師、法師或學者專家？

這一是否可以教化議題，既有如許多不可捉摸因素或潛在缺陷，是否就該認真考慮放棄這一構想，把犯罪者應否判死這一重大責任，交回給原該負責的法官去做決定？這或也是兩害取其輕的不得已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