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機車與台灣文化

台南市新興國中最近成新聞焦點。由於校長和家長通力合作,它創造了「台灣最整齊的放學景象」。有別於一般國中小學放學的亂象,這所面對大馬路的學校,家長等待接載孩子時機車在校門口人行道旁排列成一線,且車頭一律向著馬路,車尾對準校區,整齊畫一有如待發的賽車線。這一放學校門景象,既便於學子找到家長,行車動線流暢安全,也有效利用空間,備受各方讚賞,咸認家長以身作則,守秩序且知禮讓,是孩子生活教育最佳示範,已有學校打算見賢思齊。

機車是台灣最普及的交通工具之一,全台灣有一千三百六十八萬輛機車,即每一百人有六十輛,普及率甚高。機車大行其道,因其便捷、靈活、對個人而言經濟又省時,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過程中,機車取代腳踏車,成為最普羅的通勤及日常生活交通工具。特別是台北市以外的地方,捷運及公車未能蔚成網絡有效運作,北中南五個都會區皆然,昔日肩負鄉間大眾運輸的客運、小火車尤成絕響,機車乃成最普遍的代步工具。即使台北市,仍有至少九十五萬輛機車穿梭街頭,既凸顯機車廣受人們倚重,也襯托台北尚待蛻變為先進國家的首善之都;連越南河內都打算十年內市中心全面禁行機車。

機車廣受歡迎之際,社會也付出相當的成本。台北市長柯文哲為機車族提供另一通勤選擇,打算推出捷運月票,以「兩千五百元吃到飽」為招徠,但被嫌「太貴」。誠然,兩千五是否合宜,既是試辦,未來自有調整空間。

不過,嫌「太貴」的立論,似僅從個別成本著眼,亦即只試算油費、保養、折舊、稅費等個人支出,但對空氣污染、交通壅塞等社會成本並未列入考慮;尤其機車的空污更甚於汽車,行動排放細懸浮微粒(PM2.5)等污染物於大街小巷,是主要污染源。負面反應者也未列入捷運的安全、舒適及非上班日搭乘形同免費等效益。事實上,機車是舉世公認最危險的交通工具,台灣近年交通事故死傷人數中,機車族占了六成,年輕族群尤為主要受害者,每年奪去不少年輕的生命。

機車如此普及,自然反映了社會文化和國民性。街頭上,台灣人重個人甚於群體、無視他人的特性展現無遺:為了搶快,蛇行、鑽車縫、爭先恐後、違規左轉樣樣來;靠邊起步很隨意,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對斑馬線或行人穿越道視若無睹;機車不但常上人行道,還逆向鳴笛趕路人;停車更隨興,路邊、轉角、商店口、公車站…,處處可泊車。在傳統市場或路邊夜市,常見機車一路徐行,騎士邊騎邊看,危險且有礙人群,也搞得烏煙瘴氣,路人掩鼻戴口罩。如此這般,違規如家常便飯,禮讓絕無僅有,有人歸咎台灣道路設計對機車不友善,癥結仍在騎士自我中心,行車習性不夠文明。

在不甚理想的機車文化中,新興國中家長的表現因此值得大書特書。校門口接載區可自由行動,他們自我約束,成就眾人的自由,方便安全接載學子,利人也利己。他們妥善處理群己關係,在群體互動中不自我中心,自制自愛,不為所欲為,為他人著想,既方便他人,也方便了自己。簡單說,他們經由個人自律,表現文明社會應有的公德心。

機車文化其實只是台灣有待提升的社會文明具體一環。在我們周遭,類似現象普遍存在:搭車高談闊論講手機、亂丟垃圾吐痰製造髒亂、公寓燒香焚紙污染空氣、餐廳一家烹煮「萬家香」…;乃至於台南奇美博物館內有檳榔汁,館前草坪被踐踏,台中新社花海屢傳遊客踩花草,台鐵太魯閣彩繪列車Hello Kitty座位枕巾大量遭順手牽羊。

社會公德匱乏,是台灣戰後一直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三年,美國學生柏大恩(Don Baron)以「狄仁華」為名,在報章發表〈人情味與公德心〉文章,指台灣人情味濃厚,但欠缺公德心,激起漣漪。五十多年來,台灣社會雖非毫無長進,但公德是文化問題,戰後一直籠罩台灣的中國文化鮮少公德成分,公德要成台灣公民普遍氣質,仍待努力。

事實上,台灣曾存在公德的觀念與實踐。日本時代生長的一輩,或「多桑世代」,從國小階段起就接受「修身」教育。「修身」教導並要求學生,養成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習慣,並實踐守時、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守法等德行。這是生活教育,日常生活自我要求,也為他人著想,因為人不只活在個人世界,也與社會互動;要成就文明社會,須從個人自律與公德做起。

人際互動頻密且重群己關係的日本,明治維新透過教育,落實公德於國民日常生活,台灣在日本時代受其影響,形成了「多桑世代」的個人及集體特質。然而,戰後中國文化罩頂,多桑世代的「修身」見棄,國民修養下降,且隨著未受生活教育的世代為人父母或師表,更難扭轉,以致公眾行為水準,至今遠不如歐美日先進社會,只比中國文明一些。這一現象凸顯戰後文化的「脫日入華」,與二二八事件一樣,都是台灣的不幸。評論家曹長青因此呼籲,要振興台灣文化,其實不假外求,請從重現台灣「多桑世代」的公民氣質做起。新興國中放學景象,正是這方面良善而可喜的進展。

(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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