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是非都要搶鏡頭的世代

 

台灣政治走過威權統治,那個世代多數人把「是非總因強出頭」當座右銘,忍氣吞聲,當沉默的多數。民主化之後,特別是網路盛行之後,台灣政治進入公民團體群起鼓譟,人人要搶鏡頭的時代。

從威權統治到民主體制的公民社會崛起,這是很大的跨躍。舊體制的殘餘未去,要求改革立即見效的新民意高張,民進黨新政府處於兩面受制的尷尬局面,蔡英文及林全民調的滿意度難免滑坡。

選民選出個性冷靜、穩健的蔡英文,重點顯然不是寄望她改變政府,而是要她改革及管理政府。政府如不能徹底改變,只能逐步改革,就會受理想主義的改革派與既得利益反改革派的夾擊。

對蔡總統及新政府的不滿,可以從藍營與綠營兩大類來說。國民黨失去政權心有未甘,對民進黨執政不願見其成功,不惜焦土抵制,凡事反對與開罵,柱子主席氣急敗壞,出口已經到不入流之輩罵街的地步。他們唱衰已屬定見。

綠營支持者 嫌改革速度慢

比較傷的是綠營自己人的不滿。曾經在陳水扁政府服務,參與過國內外大政機要者,可能是「客氣」,或因為他們知道台灣政治變革受主客觀條件限制,較少公開抱怨。

未曾參與大政機要者的批評,主要不滿意改革的速度,而不是政策的錯誤,他們的動機雖然與國民黨不同,論點卻相同:民進黨既完全執政,為什麼還不敢大刀闊斧去做?為什麼沒有「果斷與魄力」?司法改革、年金改革,該做的就拿出方案,立法通過,何必拖泥帶水,爭吵不休?

對政策有意見的主要是曲解所謂「維持現狀」,和不積極推動「國家正常化」。他們厭惡「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也因為它在國際間無法使用的事實,而簡化的假定只要自己改個名號便可以加入國際社會。

綠營支持者有理由嫌改革速度慢,畢竟他們首次選出民進黨居多數的立法院,可以配合總統推動改革。但蔡英文的「穩健」作風,過度學院派的人民參與理論,使她選擇緩進做法,搞出失控的「公聽會」來「研擬」年金、司法改革和立場分歧的婚姻平權。

美國國會立法程序,法案在委員會審議時才舉行公聽會,不受外力干擾。國會代議制度目的在冷靜思考與立法,避免激情;採取沒有規矩,容易衝突的體制外聽證屬自找麻煩。

不斷抗爭 被解讀政府無能

綠營更有人不滿小英偏好「非綠人」:民進黨贏得選民支持取得完全執政,卻捨民進黨人士不用,內閣充斥「黨外」和國民黨遺老,而獲重用的非黨員並不加入民進黨,這在綠營當然會有「所為何來」之嘆。

除藍綠因為不同理由產生不滿之外,小英政府面臨一個資訊流通快速、社交媒體興起、公民團體搶鏡頭的新挑戰:不斷的抗爭會被解讀為政府無能。

公民團體屬單一議題、理想主義的改革者居多,較傾向支持民進黨。不論有無政黨在幕後操作,改革不合他的期待,就會反彈,而小英政府給人欺善怕惡的印象,公民團體自然要搶鏡頭,提高音量,激情動員抗爭,重創執政者的聲望。

面對公民社會崛起,小英政府要加強溝通,更需要果斷。溝通在強化政策的說明,包括決策原因及目標,讓選民有清楚的了解。公聽會是政府與公民社會,及各公民社會之間溝通的模式,但這應該建制在公正、理性的立法院聽證會。

體制外的公聽會,熱鬧有餘,理性不足,正常民主體制,街頭示威歸街頭示威,國會立法程序應有制度與尊嚴。立法院聽證會的證人包括政府官員,政黨依比例邀請的專家及公民團體,各自陳述立場,鬧場者立即驅離,這才是正常的機制。

果斷承擔 比隨波逐流重要

台灣國會仍停留在議場抗議、霸佔主席台的鬧劇,而新政府對司法、年金改革、婚姻平權,先在體制外聽證再研擬法案,立意雖好卻徒生紛擾,不但曠日廢時,而且不能展現執政者的決心與承擔。

民進黨既完全執政,政府先了解問題,研擬法案,再交立法公聽才是正途;採取「擴大參與,廣納眾議」,再綜合提出改革法案的方式,既失去完全執政的效率,也會留給人不敢承擔,缺乏果斷的批評。

在公民團體搶鏡頭、爭舞台的時代,果斷與承擔比隨波逐流更重要。

(作者王景弘,資深新聞工作者)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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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景弘

王景弘
王景弘曾任《聯合報》記者、選述委員、駐美特約撰述、紐約《世界日報》編譯、《經濟日報》駐美特派員、《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以及《台灣日報》主筆。著作有《採訪歷史:從華府檔案看台灣》、《杜勒斯與台灣命運》……。目前每週在《自由時報》撰寫〈鏗鏘集〉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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