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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光復中學舉辦變裝活動，其中一班學生在教歷史的導師率領下，穿著納粹軍裝、高舉納粹旗幟大喊：「快向希特勒敬禮，不然坦克壓過你們，把你們抓進毒煙室！」雖然這裡把希特勒也當作暴君，然而明白的顯示，在暴君面前，學生們必須馴服敬禮，才能倖免於難。

事件引發譴責，包括以色列與德國駐台機構的抗議。雖然學生是無辜的，但是也缺乏一些必要的歷史常識，而歷史導師的責任更重大一些。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種是非不分，在暴力下臣服的氛圍卻是目前某些國人的思維，以為只要在暴君面前低頭，或者釋放善意，就可以避免被坦克輾壓或被送到毒氣室。因而瀰漫一種在中國面前唯有投降才是出路的奴才哲學。尤其在美國候任總統川普挑戰「一中」政策下，更引發惶惶不安的奴才心理，或者這也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發作。

來自以色列的不滿，是因為希特勒以迫害屠殺猶太人起家，據統計有600萬人遇害。來自德國的不滿，乃是因為這是德國人的恥辱，德國為此努力轉型正義，杜絕再度發生這類事件，可台灣有人居然為希特勒招魂，不但在傷口上撒鹽，也是與德國的深刻反省背道而馳。

作為台灣的一間名校有此番動作，除了對一般歷史的無知，我們還可以借這個機會從歷史上深挖更具體的環節來認識這段歷史與中國的關係來展現歷史的荒謬。

1930年代初，兩位德國人來中國，打一場兩個德國人的戰爭，充當炮灰的卻是中國人！當時國民黨蔣介石崇拜德國的法西斯統治，有一個德國軍事顧問團作為他鎮壓共產黨的顧問。1933年來中國的，就是二戰“德軍之父”的馮．塞克特將軍，成為蔣的總顧問。共產黨也不甘示弱，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派了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受過軍訓的奧托．布萊恩在1933年擔任中華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的顧問。當時領導軍事的核心人物是博古（總書記）、周恩來（軍委會副主席）與李德（顧問），但是因為李德的共產國際背景而成為太上皇有最後拍板權。

1933年蔣介石發動的第5次圍剿，就是運用塞克特的「堡壘主義」戰術，步步為營建堡壘，壓縮紅軍的活動空間，讓共軍擅長的「運動戰」無從發揮，李德的「短促突擊」失效，最後紅軍被迫西竄「長征」，沿路打敗仗。1935年1月，中共在失去電台無法與莫斯科聯絡後，遂自把自為在遵義會議撤掉李德與博古的軍事領導權，才由毛澤東決定北上，以抗日為名擺脫困境。

二戰爆發後，國民黨當然盡量淡化與德國的關係。中共雖然把反圍剿的失敗歸咎於李德，但是當年對李德奴顏卑膝，甚至強迫一位叫做蕭月華的客家女性以「革命需要」為名充當李德的洩慾對象也諱莫如深，一直到文革結束後才逐漸披露出來。塞克特因身體不佳而於1935年3月返德，於翌年逝世；李德則於1949年回到東德，1970年出版回憶錄，1974年逝世。

這段納粹法西斯與共產法西斯在中國的內戰，幾十萬中國血肉之軀充當炮灰，充分顯示中國人奴性的悲劇，比1905年日俄戰爭在東北大打一場還要不堪。

猶太人對納粹罪行窮追不捨，德國人也深刻反省，彼此締造新的歷史。只有中國人，不論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對歷史真相不是掩蓋就是歪曲，遑論轉型正義。即使台灣已經逐步實現民主化，在新竹還出現扮納粹的事件。而在中國，統治集團還在緬懷毛澤東的殺人行徑，並且以與時俱進的手段繼續推行法西斯暴行，以“中國夢”的種族主義宣傳對外擴張。然而許多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姑息養奸與當年英國首相張伯倫有何區別？為何不能吸取歷史教訓？

二戰後西方國家對希特勒一直深惡痛絕，徹底清算，為何對也是殺人魔王的蔣介石與毛澤東卻「寬大為懷」，沒有同一個標準，也是讓人難以理解，雖然因為中國人自己在姑息養奸。如果能夠從新竹光復中學事件引申出對國共兩黨法西斯行徑的反省與聲討，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只怕還是被輿論引導到別處而失去真正的焦點。

（作者為資深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