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年前，拜讀筱峰先生的〈烏鴉〉一文，深有同感，但是，歷史上，台灣數百年來，行止坐臥，深受漢文化影響，想要移風易俗，實在大不易。在全球化的今天，討論台灣是否應該放棄中國年節，採取西元過年時間，以便和世界接軌的發想，其實也不是始於今日。過去，先輩作家蔣渭水在「臨床講堂」一文中，抨擊台灣社會道德敗壞，風俗鄙陋，迷信深固，十之八九和中國文化中的信仰習俗有關，而這些習俗所表現者，又以農曆年假的一連串習俗為最，包括神豬祭典，陣頭繞境，搶香點燈，噪音擾人，不一而足。這些農村習俗與後工業時代生活，格格不入，但是卻又在台灣流傳，人民樂此不疲，整個亞洲華人世界，恐怕都是如此。

放眼天下，全世界八十億人口，十幾億人過農曆年節，算來並不多。回教過年，又稱開齋日，隨著月亮移動，每年不定期，大約會落在六七八月間。去年是七月六日開齋日，今年往回推算，六月底就是開齋日，全世界所有回教徒，同步慶祝；在此之前，回教信徒要齋戒一個月，日落才准進食，如果你這段時間在回教地區旅行，就可能感受不方便。有一年我在土耳其旅行，正好碰上齋戒月，司機飢餓開車，山路顛岥，真怕出車禍。全球回教人口，已經超過15億，這些宗教立國國家，一年總會有一個月，生活很不正常。

印度過年時間落在10月底，而且地方差異甚大，南印度和北印度時間也不一樣，過年氣氛也不同。印度人過年節，是嚴肅多於歡樂，不可以大笑、大吃、大喝。泰國過年在四月份的所謂潑水節，又稱「宋甘節」，這一天是從太陽走入黃道十二宮的第一宮牡羊座起算。中南半島人民，包括中國邊界滇緬少數民族，西雙版納等地，也同步過這個節日，有人認為這個節日和印度上座部佛教「小乘」佛教，傳入中南半島有關。

習俗複雜多元，才能組成這個花花世界，如果世界上的人，過年時間都一樣，其實也不盡然是好事。就以中國而言，過年其實是一場災難。今年中國春運人口突破3億，等於是中國一天中，所有人都不安於室，進行長程移動，出門搭車或開車，塞在路上比比皆是，只要用想的就可以形容：車陣畫面，實在可怕。北京今年年節被埋在毒霧中，很多人還是不怕死，爆竹照放；除夕後，清潔人員一天中就清出了鞭炮紙屑366公頓。觀光場所更可怕，故宮一天湧入百萬人，杭州西湖被人潮掩埋，湖上發生撞船事故，雲南玉龍雪山遊樂場，人潮奔跑進場搶位子，完全和韓國電影「屍速列車」場景，一模一樣。

過年除了吃喝、尋找歡樂、紓壓以外，人性中懷鄉情懷，也被年假節日創造出來，所以，過年成了懷鄉日，從不絕於途的歸鄉人，和望月興嘆的流亡思鄉者，從傷痛的眼神中呈現出來。1949年以後，逃避政黨失敗後，免於老共大清洗運動的200萬軍眷和百姓，逃到台灣島國。這些充滿中國記憶的流亡者，來到台灣，只有初期無法適應，依靠征服者的武裝力量，加上教育洗腦，終於能夠把島上從頭到腳，完全中國化。本來被日本人壓制的農曆年節，再度死灰復燃。日本人治台50年，過年是西洋歷計算，12月29日算是除夕，1月1日元旦，也就是基督教的西元計算法。日本殖民統治下，認為過農曆年是舊社會信仰陋習，台灣人民只能偷偷過著舊曆年；但是，國府來台後，舊曆年和中國同步，又可以公開了。這樣的假日，也變成流亡者懷念中國家鄉的紀念日，所謂「每逢佳節更思鄉」。

流亡者或離家的人，不管是甚麼原因，想念家鄉，其實很自然；但是，過去國民黨政權利用人性的弱點，作為反攻中國的動員號召，就顯得有點邪惡。我家附近的眷村，每當過年，最容易看到的春聯就是：「眼看春色滿人間，明年此時在南京」，橫批是「光復舊河山」；每家每一戶，一邊吃年夜飯，卻放不下失去的中國，這樣悲苦心情，可以想像。當年的老三台電視，過年節目更是一邊製造歡笑，一邊加緊催淚，擔心流亡者「樂不思中」，利用流亡者思鄉情切，宣傳反攻大陸很重要。現在，老三台的政治任務，隨著年節淡出，反攻也胎死腹中。過去每逢過年，必須掛上一萬張青天白日旗的眷村老人，媒體喧騰；現在，恐怕老人已經往生。

但是，新來島上的國府政權，在台灣島上製造反攻氣氛，清洗異類的同時，沒有逃出中國的人，也在中國接受清洗。中國政治大清洗，慘烈程度，猶勝台灣千倍。

清洗從軍隊開始，二百萬投降的國民黨軍，被整編成東北野戰軍；毛澤東假借抗美援朝，投入韓戰。戰後統計：四十萬人死傷，2萬人被俘後，有一萬五千人表示要回到台灣，那就是123自由日的由來。其次，對內部進行忠誠整肅，從反右運動到清理走資派，至少三百萬人喪命，五百萬人下獄。

世界上所有法西斯政黨奪權後，手法如出一轍。30年前，蘇共政權建立，就上演一樣的戲碼，被掃地出門的沙俄官員，和文人音樂家，流亡到遠東或歐洲超過三百萬人；留下來被史達林處死者300萬人，勞改200萬人。流亡俄國人在歐陸許多城市，建立可以說俄語的社區環境，巴黎、柏林、倫敦、紐約，都有俄國人社區，這是最典型的把異鄉當家鄉的懷鄉寫照。最有名的是作家伊凡布寧，他在巴黎近郊，買下土地，打造成模仿俄羅斯建築的社區，以為自己還活在祖國的環境；但是，把異鄉當故鄉，說來容易，作來並不簡單。

1920年，離開俄羅斯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諾夫，在日記中寫道：「離開俄羅斯，我失去創作慾望，被剝奪了家鄉，我失去自己」，這種心情是大部分流亡者的心聲。來到台灣的中國文人，佔住文壇的話語權，大搞懷鄉文學，於是在70年代，激起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國或台灣，兩條文學路線之爭，也相當程度反映今天的國民黨和民進黨的思維立場。

有些不堪思鄉折磨的文人，選擇回歸，但是下場難料。1921年流亡到義大利的俄羅斯大作家高爾基，在史達林召喚下，1930年回到蘇聯，立即被政府贈送莫斯科市中心的華宅，委任蘇聯作家協會的會長。桂冠榮耀加身，卻失去人格。高爾基昧著良心，參觀蘇聯關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島，並且讚頌政治犯已經得到蘇維埃當局人道對待，終於成為文壇笑柄。一生人格缺陷，比起詩人曼德施達姆，高爾基就大為失色了。曼德施達姆以「史達林詩歌」嘲諷史達林，被囚入獄，臨死前的遺書中寫道：「有聲音的人被割掉了舌頭，用剩下的舌根，來歌頌榮耀暴君，想活下去的慾望，勢不可當，以致人們願意那樣做，就算只能多活一會兒」，這才是真正文人。

自以為欣賞革命，崇拜史達林的左派詩人瑪雅可夫斯基，下場也不會好過。瑪雅可夫斯基以一首歌頌紅色革命的詩，奠定左派詩人地位：
「無論是詩，無論是歌
都是炸彈和旗幟
可以喚醒階級
今天不和我們一起唱歌的人
就是反對我們的人」

瑪雅可夫斯基對革命充滿期待，以為一個平等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會來臨，但是不斷的挫敗和打擊，使他對政府完全絕望了。1930年有一天深夜，瑪雅可夫斯基在盧比楊卡大樓的住處，上吊自殺，書架上遺留一本《列寧全集》。

蘇共在1917年革命後，進入大清算時代；經過32年，在中國老共治下的土地上重演，留在中國的知青文人，跟隨著瑪雅可夫斯基的宿命，死的死，投河自殺的自殺，各種方式的死亡上演，沒死的也成了歌頌暴君的精神陽痿者。這就是今天中國大地上，文人或知識份子，腰板不直，全面投降的原因；留存於世的，只剩下半條舌根的獨裁歌頌者。另一邊，流亡在島上的流亡者，經過歲月的洗刷，該死的也死了，剩下的也變成紅色政權的跪拜者，中國人真的悲哀啊。

1988年，台灣獨裁者小蔣臨死也善，開放第一批思鄉者，踏上故土。中國已經成為可以觸摸的土地，相思不再了，緊跟著，向西走的兩百萬人，換了另一張面孔；現在，過年趕著回鄉的人，是流亡在中國土地上的台商和學子，隨著社會變遷，年節淡了，思鄉也淡了，想家就回來吧。說起來，這是好事一件，但是，在中美貿易大戰即將開鑼的時候，幾位歸鄉的台灣商人告訴我，中國已經不能待了，環境越來越差，老中仇台到骨子裡。我問他原因：他說：「文革回來了」。

我想也是，這個國家就是如此，幾十年來，只是流亡者轉換面孔，死了一批，再來一批，走東闖西，中國人卻沒有從歷史中學到教訓，腰板挺不直的文人、知青、憤青，所面對的就是死不改變的中國共黨法西斯政權。在獨裁者魔掌下，谁說文革的清洗運動，不會再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