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字在字典裡，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柔性的、幽暗的、女性的等意思，李喬1934年出生於苗栗大湖番仔林，父親李木芳是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上有名字的苗栗大湖農組事件的領導人；是日治時期多次進出「牢獄」的異議份子。「番仔林」顧名思義是偏鄉的偏鄉，與原住民搶食，肯定是艱困生活的所在。李喬從身世到家世都隱喻有「太陽照不到的地方」之意。

自稱「五陰階自耕農」

李喬自稱「五陰階自耕農」，是指他出生於客家族群，客家在台灣是弱勢族群，此一「陰」也。他畢業於新竹師範學校普通科，等於高中學歷，擔任小學教師，再經由檢定考試，由國小、初中而以高職教師結束職業生涯，在「博士滿街是的時代，他屬於學歷、職業上的弱勢，此二「陰」也。他父母這一代住在窮鄉偏壤，是無產的佃戶，他少年時代是戰爭時期，他終身教職，與發財絕緣，在財務上屬於經濟弱勢的窮人，此三「陰」也。

社會上他主張改革，政治上他屬於「反動者的旁支」；不是「主流」，是社會、政治「權力者」之外的弱勢，此四「陰」也。在文學上，他說自己是Feminism，站在弱勢者立場發言，屬於陰性書寫，此「五」陰也。李喬既是天生的弱勢，也是後天的弱勢，但先天的弱勢是被選擇的，而後天的弱勢，則是自己的選擇。李喬身在弱勢，也選擇和弱勢站在同一陣線。

李喬不曾擁有田地，何來「自耕農」之稱？其實李喬耕的是心田，耕種的文學、文化的園地。「五陰階自耕農」是從絕對的弱勢出發，卻可以自主地耕耘自己的文學園地來。李喬所以如此自稱，想必是回顧自己一生的文學路，可以從一片蒼茫中耕種出來滿山滿野的莊稼，有不易的心酸，也有滿滿的得意，很多都是自己的始料不及。

李喬成長的番仔林世界和他童年、少年成長的年代，是充滿貧窮、飢餓、疾病，甚至是死亡陷阱的時代和環境，一不留神即可能讓生命灰飛煙滅。李喬和他的父母、兄妹能從那樣的困局險境活下來，已是天幸，還能夠將這樣的生命劫難化為文學的母源，當然是意外的意外。

化悲苦為生命前進的能量

四十年前，我寫的第一篇李喬的評論是〈悲苦大地泉甘土香〉，認為李喬是從番仔林出發，他從自己、家人以及番仔林人如何走過生命劫難的「故事」中去思考的價值和意義，去探索生命的本質。放眼他生存周邊的番仔林人，能夠和他一樣經由讀書、考試，走出番仔林去任公職、教師的，恐怕是鳳毛麟角，多數的番仔林人，恐怕一生都難逃那命運的鎖鏈。

李喬從25、6歲開始寫作，差不多20年的時間都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短篇小說創作為主。這些作品，包括少數的長篇小說《痛苦的符號》，反覆探索的，就是像似無解的生命議題。李喬身邊的番仔林人是他探索生命的樣本，他從他們身上發現，生命的痛苦是無可逃避的，只有吃下、吞下這些「痛苦」，才能轉化為生命前進的能量。所以他說，生命就是痛苦的符號，而且，人——特別是不幸、痛苦的人得從這樣的立基上去救贖，發揚生命的能量，自贖也贖人。

番仔林是李喬的文學原鄉，番仔林人則是他看到的生命原型，兩者共同造就了李喬早期的文學。2000年，苗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李喬短篇小說全集》，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1980年以前完成的作品，代表他在錘鍊「生命」時期的作品。

創作《寒夜》三部曲

1970年代後期起，李喬投入《寒夜》三部曲的創作。那是他將錘鍊過的文學「生命」和台灣人的命運、歷史、大地結合奏響的文學樂章。從客家族群的開墾史寫到台灣人的命運。

從《寒夜三部曲》開始，李喬的小說開始探索台灣人的命運，《寒夜》的男主角「劉阿漢」是孤兒、是羅漢腳，「葉燈妹」是棄嬰、是花屯女，他們的結合、組成家庭，繁衍後代，有著強烈的「台灣人」族群認同的暗示性、啟發性。他們是完全沒有父母、親人依靠的純正孤兒，他們所以能建立自己的家庭，完全靠「自力」、「自立」，但他們活得一點都不哀怨。

阿漢在成家之前，當隘勇，燈妹在彭家當花屯女，他們因番仔林人開墾的需要湊成夫妻，也因為番仔林的開墾計畫失敗，他們被棄置在番仔林，成為貧無立錐的「孤家」。但阿漢卻追隨岳父彭阿強的足跡成為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要角，領導苗栗大湖的農民組合，成為農民領袖，也為農民運動犧牲生命，燈妹無力阻止丈夫出去打天下，卻獨力將家撐起來，以勞力、以向地主租地耕種，養活一群子女。她不但「被迫」成為阿漢及兒子明鼎參與、投身農民運動的後盾，更成為整個家庭的支柱。

戰爭時期物資缺乏，年輕被徵召參戰，阿漢已經屢遭日人拘禁、拷打而去世，貧鄉困壤的番仔林宛如人間煉獄，已經進階為阿漢婆的燈妹，她的處世態度和人生智慧，有如身處煉獄中人的一盞明燈，已是番仔林人最大的精神依靠。劉阿漢、葉燈妹的生命故事，讓那些動不動就要找尋「父祖」才活得下去的人汗顏，也讓那些只望天空不看土地的人活得羞愧。

停止望鄉的高山鱒

李喬以「高山鱒」暗示台灣漢裔移民的鱒魚思考，總認為年年歲洄游父祖之鄉是常道、常理，卻不思考孕育自己生命的這裡的山川大地，既遭「陸封」——地殼變動，為何不學學台灣的高山鱒魚，就在台灣高山河流裡繁衍子孫後代，幾代人過去了，難道不能停止那望鄉的想望？

李喬是小說家，但他強烈的文化論述卻絕不亞於他對小說創作的熱忱。《寒夜》裡的「論述」，讓他從個我生命意義的錘鍊提昇到國族認同的境地。寫完《寒夜三部曲》，他寫《情天無恨——白蛇新傳》、寫《藍彩霞的春天》，同時也在寫《台灣人的醜陋面》。顯然他對「認同」的表達意猶未竟。

《晴天無恨》試圖從文化概念上把受到醬缸文化綑綁的台灣人傳統思維解放出來，揭開法統、道統說的虛妄。一般人大都不解李喬講台灣何以扯及《白蛇傳》，除了《白蛇傳》家喻戶曉之外，《白蛇傳》也是不思、不考，因循苟且閱讀的最佳範例。「自是」的「法統」、「道統」，總是把別人打成「妖」、「魔」、「怪」、「邪」，這和是台灣人為「番」的文化，豈能看得見真妖、真魔？又怎能看清自己？

《藍彩霞的──春天》──台灣的妓女文化

也許李喬認為《晴天無恨》的論述曲高和寡，於是就更進一步用台灣的妓女文化來論述，而寫了《藍彩霞的春天》。這個故事是說，透過「組織」，「組織犯罪」，逼良為娼，然後鄙夷、賤視、奴役、詆毀「娼民」。和《白蛇新傳》比起來，只是白話版和文言文版的差異，罪魁禍首都是後面的「道」與「法」。他同時在指陳的「台灣人的醜陋面」，其實也是指引台灣人走出這種文化醬缸陰謀的一條光明道路。

創作者跳出來「論述」，對創作者是一種折損，若不是有感於社會的冥頑，作者肯定不會出此下策。李喬更完整的文化論述，還有《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春暉）及《李喬文學文化論集》（一）、（二）（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

繼《寒夜》以後，他投注最深的作品是《埋冤 一九四七 埋冤》，是一部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歷史小說。李喬自認為小說一旦涉入歷史便難以拔足奔跑，他前後大約花了十年左右的功夫才完成這部鉅作，大概就是因為歷史的糾結吧！書題的第一句「埋冤」，埋是形容詞，指被掩埋的歷史冤屈。

在二二八仍然被視為嚴重禁忌的時代，李喬下了極大的功夫去查證這段史實，也對二二八事件相關的人地事物做了鉅細靡遺的訪查，結果他雖然再度陷入歷史糾結，他仍然寫下了這部震撼人心的鉅著。上半部可說是他的忠實紀錄，甚至還有註釋，註釋這段相關人事的背景，或受訪者的受訪時、地，雖然明知這樣的「作法」能導致非議，他仍然說，他不敢不把這些史料以最忠實的手法把它呈現出來，雖這樣會大大擠壓了小說創作虛構的空間。我相信寫作《埋冤》對李喬本人、對眾多的讀者，都是可能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撕肝裂膽的震撼教育

《埋冤》的下半部是虛構，但也有可以對號入座的真實人物。這裡的「埋」字就是動詞了，意謂者台灣人經過近50年（此書初版於1995年）的沉冤未雪之後，應該「自力」從歷史的冤誤中走出來，書中人物林志天、葉貞子，分別代表走出二二八的兩種類型，到底誰真正走了出來，以什麼走出來，就留待讀者自己去查考了。

2016年9月，中正大學舉辦了李喬文學學術研討會，副題是研討李喬70歲以後的文學作品，是年李喬83歲。70歲以後的李喬寫有劇本《情歸大地》、論述《我的心靈簡史》、小說《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合稱幽情三部曲）、《情世界回到未來》、《亞洲物語》、《重逢——夢裡的人》，散文《草木恩情》等不下二百萬字的作品。這些作品不僅產量驚人，速度驚人，尤其驚人的是，到了80歲，仍不改其一生寫作不斷翻新自己的特質。

李喬父子(李舒中)。

李喬與大女兒(李舒琴)及二女兒(李舒亭)。

高齡文學獎《V與身體》

他的《V與身體》以80歲高齡壓倒眾生獲得臺灣文學金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憑的就是他創新又前衛的技巧，70歲的作家還在火線上創作的並不罕見，過了70歲仍不斷翻新自己才是稀奇。

70歲的李喬，不僅在小說創作和文學文化論述的場域持續奔馳，更跨足傳播、社會、政治運動，主持電視節目，改編或創作劇本，其實，70歲以後的李喬最明顯的「變化」是，他從思考的文學文化人變成行動的文化人。從較早的參加「建國黨」到成為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地方後援會會長，出任國策顧問⋯⋯，李喬已經把自己改造成文學行動人。

他在進入21世紀前後——其時尚未達70歲的改變，未必是自覺的，只是照著他文學人的理念行，自自由由地走出去，一步一步深入各種漩渦裡面去。他不承認自己是對政治有野心的人。也正因為他真的沒有政治的慾望，雖然進入「漩渦」卻能保持清醒，走得出來。我認為，他的《重逢——夢裡的人》，是他沈迷文學又走出文學的見證，而「幽情三部曲」則是他掉進政治、社會運動漩渦之後的「覺書」。

文學行動人的《幽情三部曲》

我從「幽情三部曲」看到，按著《咒之環》、《V與身體》、《散靈堂傳奇》的發表順序，李喬對當代社運、政治人物的失望、嫌惡⋯⋯逐「部」降溫，激動、憤怒、絕望過後，我覺得《散靈堂傳奇》代表李喬對台灣社會仍然有其不能截斷的終極懸念，原因正在這裡。《咒之環》不是李喬下的詛咒，而是看到台灣人從分類械鬥遺傳下如環的命運詛咒，不斷地複製在台灣的政治上，難免令人絕望。《V與身體》則借喻台灣戰後菁英的自我毀壞。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在大地招魂——《散靈堂傳奇》或許可以讓台灣人看到一線生機、希望。

無疑地，70歲以後的李喬，是他進入當世紅塵之後的省思，也是李喬文學邁向終極之路。年輕時候的李喬，極端看重「生命」，他在苦苦尋思生命脫苦求甘之通，但當他以更寬大的眾生視野去看生命時，他認為眾生不得救，個人亦不能得救，他把「台灣」何去何從的十字架綁在自己的文學裡，最終則是脫下皮鞋、捲起褲管走向社會改革的行列，將文學的理念化為行動。

李喬也不是把文學當工具論的作家，但他每一階段的文學，都和他每一階段的生命省思，連結在一起，也可說他是透過創作去尋思、釐清他各個生命階段的課題。但70歲以後的李喬，文學表現方式比較不一樣，他已經脫離生命的漩渦或風暴，自然有沉澱之後的清明。或許他已經完全了然生命的意志固然靠鍛鍊去改變，族群、家國何去何從又豈是依得了個人意向？因此，他在近作《亞洲物語》中，不再只是台灣觀點，也許放眼亞洲、放眼世界，更能看清楚一切。誠如他在《亞洲物語》的「前言」中所言：「台灣所在的亞洲，亞洲裡的台灣，台灣的東鄰西舍；波濤洶湧的亞洲海域，風沙煙霾⋯⋯很絕望，但我不能絕情⋯⋯於是一縷非來自感情意志的動力萌生；要寫一部涵蓋亞洲，一種期待或憑弔⋯⋯」一種五陰階作家捨不下的懸念。

【本文取材自民報文化雜誌雙月刊】
2017年／第1７期(３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