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開始出現認為李明哲「活該倒楣」的言論，而非要求中國政府正視非法踐踏人權的問題，無疑是本末倒置。資料合成照片
      
呂秋遠／律師

民眾出國，原則上都必須尊重當地國的法律規範，尤其是在極權或威權國家，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要注意不應該碰觸當地國的政治禁忌，否則容易被當局視為眼中釘，輕則驅逐出境，重則鋃鐺入獄，甚至有喪失生命的可能。

所以，台灣人李明哲入境中國以後神秘失蹤，應該要怪他不遵守中國政治的潛規則？畢竟在中國境內，如果是政治異議份子，就要有隨時蒸發的心理準備，怎麼會預期自己可以全身而退？

然而，這樣的說法，是不是過於自我迫害？

中國《刑法》第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鬥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從刑法的設置任務觀之，本不難發現中國《刑法》本包含有政治實踐目標，因此當人民試圖挑戰政府權威，政府以刑法相繩，這就是鎮壓人民的手段，不足為奇，與台灣在解嚴前的白色恐怖有異曲同工之情。刑法為政權服務，而政權則是統治者鎮壓的執行工具。

那麼，李明哲到目前為止，究竟涉犯中國《刑法》何種罪名？其犯罪行為的態樣為何？有何種相關證據可以提供認定犯行的依據？由於中國政府已經將其囚禁，限制其人身自由，這個人又是台灣「同胞」，並非領有中國身分證之人，無論是基於「兩岸」關係，或是人權考量，本應該充分告知，至少當局必須提供可檢視的、跨越犯罪嫌疑門檻的初步證據，讓台灣政府及家屬知悉，就算是「殺雞儆猴」，也得讓猴子知道，雞是怎麼違反主人的家規，不是嗎？

但至目前為止，所有罪名、證據、拘禁地點、探視方式等，竟然付之闕如。中國政府不僅未曾通知台灣政府與家屬，竟然也不許被告聘請律師，並且阻止被告家屬探視、拒絕台灣政府關切。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彷彿這個人本無存在這個世界上，對此三緘其口。究竟犯何罪名、拘禁何處、有何權利，完全無可奉告。而家屬要前往北京爭取權利時，就悍然取消家屬的台胞證，以野蠻之方式拒絕其入境，這離基本人權的標準不是太遠，而是毫無。

面對這樣的事情，有部分的台灣人採取的態度是「亂邦不入、危邦不居」，因為李明哲選擇進入中國，自然要承擔風險，這種態度令人匪夷所思。縱令他是民進黨員、縱令他有人權組織成員的身分，當中國同意他進入國內，就應該保障他在中國境內，非經正當程序不受逮捕的合法權益。如果只是以譏笑的態度，認為李明哲「活該倒楣」，而不是去要求中國政府正視非法踐踏人權的問題，這無疑是本末倒置。

其次，李明哲的配偶要前往北京援救，在實質意義上或許「非常的唐吉訶德」。如果把李明哲定位為政治犯，雙方政府的默契以及私下的協議，可能是一種更快將李明哲帶回台灣的方式。這部分就類似當綁票犯出現時，家屬寧願給贖金和解，也不願意找警方處理的模式。然而，縱令中國是依照法定程序逮捕，且踐行中國《刑事訴訟法》上賦予被告的所有權利，也都不能讓家屬信服，何況是這種非法的拘禁方式？在中國非法拘禁台灣人的同時，家屬不願意以妥協的方式，靜待中國政府的「善意」與「交易」，就已經是僅剩的選擇。被動等待中國政府的善意，無疑是告訴對方，可以隨時無理由的逮捕與拘禁台灣人。某些人去批判家屬的同時，究竟是認為事不關己，還是認為委曲才能求全，應該就很清楚。

李明哲事件，我們看到的，是一葉知秋，也是唇亡齒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