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一位有才氣的女作家自殺身亡，台灣媒體聚焦討論，各種觀點充斥在電子媒介上。這其中，最引人側目和嘩然的，應該就屬郭冠英力挺男主角陳星的言論。而郭冠英這個名字，也因此又由我的記憶庫中冒了出來。

      除了一些以范蘭欽為筆名的文章，如「台巴子要專政」，公然主張中國血洗台灣：「中國應該武力解放台灣，且解放後應該一直鎮反肅反很多年」，郭冠英最引起台灣人普遍反感的，應該是他以「高級外省人」對比「台巴子」的言論，嚴重分化族群、貶抑台灣人。雖然他後來曾解釋，所謂的高級外省人是一種自我調侃式的說法，但這種將生活在台灣的人民粗暴地區分為高級外省人vs.台巴子，背後的心理過程，其實頗值得玩味和分析。

(圖/翻攝網路)

      當然，郭冠英會成為郭冠英，其成長期間的家庭教育、環境和交往的人，都有一定的影響，如果僅僅是分析郭冠英這個人，我實在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如果郭冠英代表的是台灣社會中的高級外省人現象，那自然就值得花點時間來說說嘴，有助於理解高級外省人在「心態上」是怎麼成為高級外省人的。

      先來講講郭冠英成為高級外省人，第一階段的心理歷程：心理學有個概念叫「認知失調」，意思是當我們的行為和我們的自我概念不相符，特別是違反我們認知裡的正向自我觀，例如我是善良、理性、有正義感等等的一個人，我們就會經歷一種內在的不舒適感，這種不舒服的感受具有動機性的效果，讓我們必須想辦法消除之。郭冠英所以會自命「高級」，很可能就是出於認知失調的一連串反應。

      首先，他自認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何以見得？就在陳星像隻過街老鼠、處於人人喊打的狀態時，郭冠英肯「奮勇」跳出來為其開脫，我們可以合理假設，他應該自認為是在仗義直言；儘管他脫口說出：「陳星是個好人，因為他和張安樂站在一起合照」，又說「性侵沒被捉到就合法」，這些邏輯判斷和我們不一樣，但無可否認他自以為是在為「好人」出頭。其次，一個自覺有正義感的人，如果意識到他本身正在做出不正義的事，自然就可能經歷不舒服的感受，郭冠英有嗎？

      為方便說明，這裡我們姑且就用社會資源的分配來舉例好了，（僅僅是舉例喔，我可沒有真的說他搶別人的東西喔。）比方說郭冠英拿到了很多的社會資源，而這些資源其實應該是屬於其他能力不比他差、付出不比他少的人。也就是說，當郭冠英意識到自己正在強佔別人的東西，這和他公平正義的自我認知相衝突，不免就會產生了愧疚感。根據認知失調的概念，郭冠英可以有三種方法來降低這種愧疚的失調感：第一種是改變行為，也就是認錯；坦然理性地面對我過去掠奪別人資源的錯誤，並要求重新公平分配。我們都知道有錯認錯，理性解決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可惜的是，人心啊，想也知道這是最不會被採取的策略，不然豈不早就世界大同，所以對郭冠英更無不必想。

      第二種可能的方式是放棄公平正義的自我認知，這樣一來，郭冠英可以坦蕩蕩地掠奪所有的社會資源，因為這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哪有正義和公理可言。這個策略比認錯並改變行為要容易一點，不過很明顯地，卻也不是郭冠英採取的策略，不然他就不會跳出來為陳星叫屈，覺得他受了不公平的對待，可見郭冠英是無法完全消去心中「正義公理」的概念的。

      最後一種降低失調的可能策略是，行為既然已經做了，便宜都佔了，那就修改一下認知，讓心中正義公理的認知和霸佔資源的行為得以相容。怎麼樣修正呢？有句話叫「因為我值得」！想像我比別人優秀、比別人值得，這是最直接快速的方法，我比較「高級」，就成了郭冠英最好的藉口。

      如果我們將郭冠英的概念放大到郭冠英們，思考社會上的某個族群長時間欺負並掠奪其他族群的資源時，「相對優越」在某種程度上，的確可以辯證該族群不公義的行為。既然我們比較優秀，那貶抑另一邊的人就成了必然會發生的結果。由認知失調延伸的「富蘭克林效應」講的就是這樣的效果。

(富蘭克林效應，圖/轉自AZQuotes)

      富蘭克林效應是指：「即使我們沒有特別喜歡某個人，但如果我們自願去幫助這個人，之後我們會比較喜歡這個人。」理由是我們應該都自認為是理性和有正義感的好人，好人不會和壞人為伍，因此，我心甘情願去幫助的人自然也不會是壞人，既然不是壞人，那自然就是好人囉，身為好人的我，當然喜歡被我幫助的好人。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什麼原因，我們就傷害了某個人，一開始我們可能會有點罪惡感，但日久之後，我們會貶抑這個人。理由是一樣的，因為我們是理性有正義感的好人，所以我們當然不會無端欺負和傷害別人，如果我對某個人不好，那一定是那個人有問題。

      美國知名的社會心理家阿朗森 (Elliot Aronson) 提到，有一次他家需要粉刷，找來的油漆工人是個非常溫文儒雅的越戰退伍軍人，閒來沒事他們聊著聊著就聊到美國打越戰這件事。油漆工人覺得美國加入越戰是為了維護世界的民主制度，但阿朗森認為越戰是一場可怕又骯髒的戰爭，因為美國在越戰中殘害太多無辜的生命，包括老人、女人和小孩。聽完阿朗森的抗議，這位溫文儒雅的油漆工人微笑地對著他說：「嗨，博士，那些人不是人，那些人是越南人，他們是下等人 (gooks)」。有沒有覺得很熟悉，這位油漆工人對越南人的論調和郭冠英們貶抑台灣人的「台巴子」差不多是一樣的。阿朗森後來發現這位油漆工人在越戰中曾經傷害過無辜的越南人，雖然一開始覺得罪惡感，但認知失調的效應很快地就幫他找到了合理化的藉口，也就是貶抑這些被自己傷害過的人，說服自己他們本來就「活該」、是次等人，來有效的辯護自己的行為。

      採用認知失調的觀點，僅能說明郭冠英們貶抑台灣人的心理轉折，但並不足以說明何以高級外省人還常常主動攻擊傷害台巴子、且自以為正義，我們要探討他們第二階段的心理歷程：「社會認同理論」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這個現象。

      這個理論指出，我們的自我價值來自兩方面，對自我的認同以及對團體的認同。自我認同是指我對自己的評價，我能不能肯定自己、欣賞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團體認同則是指我屬於某一個團體，而透過這個團體，我可以肯定我自己，找到自己存在的價值。由高級外省人vs.台巴子的區分，可以看出群體的分割滿足了郭冠英們戰勝或超越對敵的光榮感，這種團體與團體的對抗，激發了團體成員我們一體 (we-ness) 的感受，當我們產生團體優越感的時候，我們就是對的，是正義的一方。既然我們是正義的一方，那別人聽我們的、認同我們，當然就是應該的。也因此，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價值觀，就成了一種內在心理需求和必然反應，因為我們比較優秀。當不優秀的一方竟敢出現反抗或反擊，那當然是要消除之，除了因為我們是正義的一方，更因為他們傷害了我們高級外省人無瑕的優越感。

      再強調一次，我並沒有太大興趣解析郭冠英這個人，因為他不值得我犧牲喝咖啡和發呆的時間；不過看到這一陣子的網路和政論節目，竟然爭相採訪轉述他對於才女作家之死的評論，心中實在有太多的圈圈和叉叉。因此，姑且浪費一下咖啡時間和停止發呆，站在「心理人」的角度，說嘴一下郭冠英們是怎麼變成高級外省人的，只要看清楚他們不過是「群聚感染」下的心理病人，或許就不必那麽憤怒了。

作者簡介：

韓貴香，綠色逗陣之友會副理事長，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