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期待已無所期待，六四又在中南海一片沉寂中過了。二十八年來，六四猶如中國政權揮之不去的印記，也成為世人檢驗「中國夢」最簡單的尺碼。小英為此強調，兩岸之間的最大距離是民主與自由；中國必須以文明方式處理李明哲案，讓他早日平安回家。馬英九也呼籲中國當局平反六四，他稱自己主張的「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多年從未改變，並期待依法給李明哲人身保障，讓家屬有探視的機會。今年的六四，被綁架、被指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ＮＧＯ工作者李明哲成為台灣的焦點，正好凸顯二十八年來兩岸的距離，在中國足以自傲的經濟表現下，又拉大了多少。

事實上，從兩岸關係發展史來看，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堪稱蔣經國晚年啟動兩岸和解以來的斷裂性事件。在兩岸開放的初體驗階段，雙方互相好奇、彼此摸索，幾十年的反共vs.解放對峙氣氛，幾乎快速消散。雖然受到長期洗腦，台灣人民對中國的認知也很快轉為友善。尤其是，向來充滿冒險精神的台商，趁著兩岸和解的先機搶赴中國投資。在中國經濟改革初期，台商帶去的技術、資金與人才，受到中央與地方熱烈歡迎。當然，其中包藏著北京的經濟統戰謀略。不論如何，初體驗階段，至少台灣人民對中國的想像是正面的；經濟改革終將促進政治改革一如台灣，也成為台灣社會甚至國際社會樂觀以待的未來。

孰料，六四事件平地一聲雷，北京政權竟然動用武裝部隊，屠殺手無寸鐵要求改革的人民，而且不避諱大批國際媒體正在北京現場。這樣的政權本質，令台灣人民驚覺，國民黨灌輸的「萬惡共匪」，竟非純屬虛構。而「屠殺有理」、「絕不平反」，成為此後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的定論。姑且不論別的，連主張終極統一的馬英九都堅持「六四不平反，統一不能談」，六四符號之於台灣觀感的負面作用可想而知。只不過，槍聲過後，尤其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政左經右」路線仍吸引台商錢進中國。然而，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二十四名台灣觀光客在浙江遭到搶劫燒死，乃至一九九八年高雄市議員林滴娟在大連被綁架殺害。這些重大社會治安事件，又喚醒台灣人民中國經濟崛起的黑暗面。

面對台灣各界的六四話語，中國國台辦表示：大陸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只有大陸人民才最有發言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言下之意：六四屠殺，必要之惡；平反六四，遙遙無期。於是乎，就不得不令人聯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內涵並不包括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偉大進步。二○○五年連胡會開啟國共合作新模式，打造跨海政商利益共同體，做為以經促政、以經促統的奠基石。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更有利於國共黑箱促統，民主、自由與人權在所不惜，乃至馬習會達到高峰。馬英九執政八年，主權、外交、國防、經濟為之耗弱，幾乎無法抵擋中國壓力。但當家作主的人民反撲，也在同一個時間達到引爆點，用選票讓國民黨完全在野，並對「中國夢」投下反對票。

由於全球化的機遇，中國「人民生活水準大幅改善，國際地位和影響顯著提升」，本可進階文明大國之列。不過，一黨手握生殺大權、霧霾裡的經濟繁榮、鳥籠裡的人身自由，還在國際舞台霸權崛起，必欲吞噬台灣而後快，台灣人民怎能不保持距離以策安全？何況，一九九七年之後的香港，從港人高度自治到北京全面管制，從二○一四年雨傘革命到二○一五年銅鑼灣書店事件，一再吹回逐漸淡化的六四血腥味。二十八年來，兩岸總體實力或已逆轉，但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自有其內部脈絡如國會、總統直選帶動國家正常化，而一九九六年來自中國的飛彈則徹底解構了「一中神話」。於是，反對國共黑箱服貿協議，太陽花運動浮顯的天然獨世代，形成一個極佳的回顧觀測點：六四事件正是那個分水嶺，台灣走向文明世界的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