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的著作Democracy's Discontent（民主的不滿）中，桑德爾就曾經告誡，如果缺乏一個更強烈的民主共和精神，對斯土斯民、對鄰人、對參與公共生活的關注，自由主義將會崩潰，並且被那些在國界築牆、強化我群與他群分界、並宣示要「拿回我們的文化、拿回我們的國家」的政治觀點所取代。 

20年後，當英國人公投脫歐，美國人又選出了川普總統，這段話聽起來特別有種先知的感覺，但桑德爾擔心的是，政治菁英們似乎還是沒有真正理解選民們在經濟上和文化上被遺棄的憤怒。

Themes of 2016: Progressive parties have to address the people’s anger (By Michael Sandel) 

尤其是在政治光譜上中間偏左、自認為代表民主進步價值的政治菁英們，早就擁抱了技術專家治理的自由主義，拉攏了專業階級，卻漸漸背離了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選民，他們譴責民粹只不過是面對移民和多元文化而產生的種族歧視、排外反應，或是認為選民抗議的只是全球貿易和新科技所帶來的失業問題，但這兩種視角都沒有看見不滿情緒的根源，桑德爾認為，除了收入和工作，更重要的是社會尊嚴，可以從四個面向來討論： 

一，收入的不平等，讓階級流動的想像落空──「不論出生如何，只要努力工作、按照規則來，都可以爬到符合自己資質的社會地位」，已經成為空洞的口號。當財富差距已經大到難以跨越，光是讓人有機會向上爬，也無法解決問題。

二，菁英的傲慢──當公平競爭已經不公平，卻還在強調只要努力就能出頭的成功理論，對人心有一種腐化的效果，那些在上位的菁英會認為一切成功都是他自己的努力、並且以此來衡量自己的美德，有意無意間看不起那些失敗者，而失敗者們也會把自己不幸解釋為自己的責任，這兩種心態混合成一種爆烈的憤怒與不滿，形成社會不安的因子，川普雖然自己是有錢人，卻很懂這種心態，所以，當歐巴馬和希拉蕊還一天到晚把「機會平等」掛嘴邊時，川普直白地使用「溫拿」和「魯蛇」，抓住了選民的心，因為，教育水準，已經是造成今日美國選民觀點差異最大的因素之一。 

三，工作的尊嚴──在科技發展、製造業外移的同時，勞動階級在社會中感受到的尊嚴，也越來越低，當經濟活動從製造生產轉移到財富管理，高風險投資經理人和華爾街銀行家，獲得豐厚報酬，都挑戰了傳統上工作帶來的尊嚴感。產業轉型的失業並不只是經濟問題，連帶也有社群的消失，無力感，社會尊嚴的失去。而新科技帶來的自動化，可能讓問題更嚴重，在考量是否提供基本收入、擁抱一個沒有工作的未來時，我們不能不討論工作的意義，以及工作對於美好生活的重要性。把所有問題都當成「技術問題」來解決，代價可能是抹煞人性。 

四，愛國情操和國族社群──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是民粹反彈最強烈的兩個議題，某個層面上都是經濟議題，但是，更深層的情緒感受是，政府好像比較在意便宜的商品和便宜的勞工，卻不照顧自己人民的工作機會，於是，人民只能靠仇外、妖魔化他者來發洩情緒，自由主義菁英譴責這些行徑，強調互相尊重、並理解多元文化，但是，卻沒有回答：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還要有國界存在呢？有何道德意義嗎？最終，為什麼「市場」這個信仰從來沒有被挑戰過？「消費者」的認同可以完全取代「公民」的身分認同嗎？ 

雖然桑德爾談的主要是歐美社會的現象，對於在台灣的我們，資源分配不公，階級不流動，菁英傲慢，工作卻乏尊嚴感，以及「高檔消費者」身分對抗「公民」認同，也都是應該要多多進行公共辯論的議題，當然，因為有隔壁虎視眈眈的強鄰，還有國族認同、國家安全的議題，需要探討。

今天剛好看到財經時報（Financial Times）的一篇專文，是台灣30歲的自由記者劉致昕寫的「拿掉『愛國教育』的台灣年輕世代」，他在解嚴那年出生，他也另外採訪了40歲的導演鄭有傑，以及25歲的政治工作者曾柏瑜，包括他自己，以及兩位相差15歲的受訪者，都體認到「新警總」的力量，因為中國國族主義挾帶市場力量的侵門踏戶，中共對李明哲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讓任何旅遊中國的台灣人都可能「被李明哲」，很明顯的，中國正在建構對台灣的管轄權！原本在解嚴後以為能夠自由回答的「我是誰」，又變得難以啟口。這一代人要努力的，是留守住台灣社會顛簸摸索走出的一點民主成果，為下一代爭取更多自由思考「我是誰」的空間。 

吳叡人也在「台灣教授協會」召開的「台灣戰略軸線的翻轉與行動：WHA和《李明哲案》敲擊的醒鐘」記者會中說到，政經看似分離，實為一體，基本上，就是先把所有去中國發展的台灣人加以「國民化」，可預見，將會出現大批被動或主動「歸化中國的台灣人」，這批出於利益或恐懼而變成「新中國人」的台灣人，還可保有台灣國籍，不只會變成中國手中的人質，也必將對台灣造成很大壓力，不僅國際現況已改變，「事實上已變到我們家裡來了，我們家快要變成他家了」。 

除非台灣自己站起來，積極進行台灣主權宣示及建構行為，台灣必然在中國的解構攻勢下，日益被「去國家化」，他重申「這根本就不是對抗的老路，現況早已被改變」，現在是中國圍堵台灣的新局面，或稱舊局面的新階段，台灣沒有其他選擇，必須正面反擊，這是抵抗，不是對抗，這是突圍、脫困。

（駁小英不與中對抗說 吳叡人：台灣須突圍 積極宣示主權） 

也就是說，在國際上遭受圍堵的台灣，需要非常主動積極地說出「我是誰」，建構出不同於中國的身分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