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嚴那年出生的人，一轉眼都三十歲了。為紀念解嚴三十週年，民進黨將舉辦音樂節，邀請從民進黨創黨一路走來的音樂團體以及多組知名獨立樂團，唱出自由世代的心聲。這種紀念方式，或許符合目前台灣約三分之一人口出生於解嚴後的青春想像。不過，戒嚴時期起草「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遭判刑且流亡海外二十多年的彭明敏教授則稱，「宣言」提出的訴求包括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結社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都因戒嚴結束而差不多實現，但制定台灣本土憲法、以台灣的名義重新加入聯合國等要求，解嚴三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未達成。

彭明敏教授。（記者王藝菘攝）

解除戒嚴，乃是蔣經國晚年政治改革的里程碑。解嚴不久，又「開放大陸探親」；隔年初再解除黨禁報禁。這麼緊湊的政治議程，凸顯蔣經國的急迫感，而他也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病逝。此後，台灣的民主景觀變化，出現蔣經國始料未及的速度與幅度，萬年國會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中華民國在地化，呼應著蔣經國自己的最後認同：「我在台灣住了四十年，是台灣人，當然也是中國人。」然而，民主化的序幕一經拉開，劇情的開展似乎不是任何劇本所能限制。民主化，造成國民黨本身的裂解，也激發台灣人民尋求自我認同，主流、非主流的權力鬥爭，對此後的歷史走向留下深遠影響。

解除戒嚴，民主改革，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娛樂，無不發生價值翻轉，黨國的符號系統逐漸瓦解，台灣優先、人民作主成為新的核心價值。繼續背負黨國意識形態者，在民主競爭場域明顯邊緣化；伸張台灣優先、人民作主者，則輕易擄獲選票。台灣的主張，成為政治正確。成立於一九八六年的民進黨，迎向台灣的轉型浪潮，二○○○年便達成首度執政的目標，解嚴之後的政治核爆威力之強，由此可見一斑。此後，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成為台灣的政治常態。民主實踐證明，沒有哪一個政黨、沒有哪一個政治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只有人民是永遠的砝碼。

民主的普世價值確立了「主權在民」。自由，是自決前途的權利，更是自決前途的責任。百餘年來，日本帝國殖民過台灣，接著中華民國政權來台，兩個統治集團的共同之處，在於外來者壟斷權力，台灣人民再有能力也只能卑躬屈膝，經濟利益的分配亦復如此。自由產生的動能，突破了外來統治集團獨享特權的論述盲點，台灣人民進而看透必須善用民主的工具，追求台灣人民自我統治的終極價值。而中華民國體制，即使在台灣民主化，其在兩岸與國際的國共內戰糾纏，仍使台灣人民的自我統治，有一道直觀得到的玻璃天花板。這樣的欲求，天然獨世代浮現後更加強烈，也投射在二○一六年的民進黨完全執政。

然而民進黨兩度執政，似乎仍無法滿足台灣人民自我統治的終極目標。原因愈來愈清晰，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延續日本帝國、中華民國的外來統治角色。馬英九執政期間的北京同意出席世衛年會模式，乃至蔡英文執政之後加緊在國際拴緊台灣屬於中國的螺絲，並且恫嚇台灣國家正常化的行動將踩到武力犯台的紅線，而與台灣戰略關係更密切的美國對此維持模糊策略，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從而台灣憲法、台灣入聯等至今仍未達成，政黨輪替三次仍未走完最後一哩路。

於是，解嚴三十週年，讓我們發覺層疊的戒嚴狀態。第一層次的戒嚴，是對人民的戒嚴，不論族群身分；第二層次的戒嚴，是對台灣正常國家的戒嚴，不論華獨台獨。第一層次的戒嚴，蔣經國親自解開枷鎖，雖然還有轉型正義的後續，畢竟把人民的權利還給人民。第二層次的戒嚴，蔣經國並沒有解嚴，而且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也都已無力解嚴，台灣人民只能寄望本土政權，或者不得不訴諸「人民的力量」。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必須體認自己的角色與機遇，如果得過且過「維持台灣主權戒嚴現狀」，一旦內外局勢逆轉，台灣不無可能倒退回兩層戒嚴並存的狀態，而屆時的戒嚴令假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頒布，台灣與二千三百五十萬人恐怕就永無解嚴之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