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社評論〉台灣解嚴30週年紀念的感想

 

文化部所轄的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為了舉辦七月十五日解嚴三十週年紀念會,預先委請薛化元教授編輯一本《從戒嚴到解嚴》大事記,圖文並茂、內容豐富詳實,使得當日的集會更聚焦、更深化,可惜沒有受到足夠的注意。從這本大事記,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政府所製造的、可能是全世界戒嚴最久的紀錄中,國家機器是怎樣壓迫手無寸鐵的個人、任意關閉一家報紙或雜誌社,國民黨政府為了維繫政權,藉著懲治叛亂條例和檢肅匪諜條例,將平民/非軍人交付軍法審判的諸多個案,政治受難的前輩不論是起因於連結共產黨或台獨的理想,或是無端牽連的冤屈,都歷經了戒嚴體制下粗暴的處遇,解嚴之後、也就是九○年代以來的補償條例運作,與各位前輩付出的青春、自由乃至生命相比,實在微不足道。

所幸——用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教授的話說——凡此種種蠻橫行徑與矛盾,儼然是在戰後台灣社會中形成的「隱形彈簧」,蓄積在這個彈簧上的能量,正是中華民國台灣化的動能來源。或者用中國的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

當然,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言,不能輕忽解嚴過程的複雜性。首先,造成戒嚴解除的兩大事件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以及一九八六年九月的「民進黨成立」,從這個角度說,解除戒嚴當然不是蔣經國的德政或恩賜,應知在黨外政團突破黨禁之前,所獲得的選票已達百萬,實非一九六○年雷震組黨時代的「實力」可比。其次,當時流亡美國的台灣人運動者也積極籌備「台灣民主黨」、準備遷黨回台,對島內形成壓力;同時在FAPA(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的努力下,美國參議員甘迺迪、貝爾和眾議員索拉茲、李奇、多梭里等人組成台灣民主化委員會,六月二十五日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與人權小組共同決議要求國民黨政府「容許新政黨成立」,這種國際因素當然不容忽視。最後,就國民黨內部的因素而言,李登輝前總統認為(解嚴)這件事主要是蔣經國晚年有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意思才可能發生,李先生還說,在「中國政治」裡面只有領導人本身思想改變,才有可能改變。

戒嚴只是獨裁者壟斷政權的藉口,並不是台灣真的處於戰爭狀態而需要軍事統治。適逢劉曉波被中國政府「整死」的不幸事件,恰可以凸顯「中國式」民主的荒謬性,中國一日沒有開放黨禁、等於是沒有解除戒嚴。但不知,中國的「隱形彈簧」何時發揮能量?

(作者為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自由廣場〉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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