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台灣新電影浪潮初起，金馬獎把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和最佳改編劇本頒給《小畢的故事》，甚為風光；而楊德昌導演的《海灘的一天》入圍三項（劇情片、導演、原著劇本），但沒拿下任何獎項。

相對於眷村男孩小畢，《海灘的一天》張艾嘉飾演的女主角佳莉，成長於本省籍醫師家庭；兩年後的《青梅竹馬》，侯孝賢、蔡琴、柯素雲飾演的兒時玩伴兼情侶，來自台北萬華老社區，同樣一獎未得；二○○○年坎城導演桂冠之作《一一》，台北家庭男主人吳念真和柯素雲飾演台語傳情的舊戀人，直到二○一七年之前，更未曾在台灣母國院線上映。

當年楊導這三部政治或市場不正確的作品，同時現身於今夏台北戲院，時值世大運「中華台北」名稱爭議，不無巧合，來台流亡遷占政權和在地新興國族意識引發矛盾困局，而楊導三作也部部直指中華台北城個人和集體的抑鬱與辛酸。

其中，英文名為「台北故事」的《青梅竹馬》格外哀傷，換個片名大概就是「中華少棒國手之死」，片尾男主角受傷失血癱坐路邊，旁邊棄置的電視開始放送當年得到威廉波特少棒冠軍、為「國」爭光的全民歡騰畫面，對照深夜山路無人聞問，顯得十分淒涼；之前機車狂飆經過總統府前「中華民國萬歲」霓虹閃亮牌樓，益顯虛無浮誇。

楊德昌的作品常是國族寓言，以其中常見的日本元素來看，形成台灣迷離身世的隱喻：《海灘的一天》裡高社經地位本省家庭千金，父親留學日本，就讀的北一女和台大文學院皆於日治時期創立；《青梅竹馬》的日本棒球傳統；日資參與的《一一》，男主人則在日本有個未遂的事業夥伴及一段未遂的親密戀情。從家族權威的羈絆，到文化浸染的茫然，再到自我追尋的演示，日本符號穿透其間，連《一一》的日文片名「洋洋的夏日回憶」都特別精準，因為小洋洋就是導演自己的化身，這位小學生片尾講「我也老了」，儼然楊導自白，老少合一，所以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知道別人不知道的，是小洋洋拿著相機拍別人後腦勺的作者權威。

就像《青梅竹馬》裡汽車駛過投射在台北萬華老街精美立面上的燈光游移魅影，楊導對台灣迷離身世與恍惚國族認同的關懷，較諸同時期的其他台灣新電影導演，走得更遠，也看得更深。洋洋的夏日回憶，不只是中華台北的日常，更是台灣台北氤氳的想望。

（作者為「一中不合作」部落格版主，http://kotsijin.blogspot.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