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蘇永耀／特稿

立法院正討論攸關共諜納外患罪的相關修法，將外患罪章中的「外國」擴大為「外國或敵人」，避免罰則過輕的問題。隨著兩岸交流的頻密，或更精確地說，面對中國選擇性地拉攏對台工作對象，除共諜層出不窮外，不能排除北京策動「中共黨員的中華民國國民」潛入社會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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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重大共諜案例

先前發生「盧麗安獲任中共黨代表」、「就讀北大的台灣學生宣稱加入中共」等情況，屬個人政治選擇，但中國媒體跟著鼓譟，將其當成政治宣傳樣板，藉機羞辱台灣。

身分認同為個人自主範疇，台灣社會不必跟著起舞，一切依循法令規章辦理即可。盧麗安因已入籍中國，按兩岸條例即予除籍，並無任何疑義。

反倒是還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身分者，如成為中共黨員，依兩岸條例就處最高五十萬元罰鍰，但還是台灣的國民，仍享有公民權，甚至擔任公職的權利。相關法令不完備產生的弔詭現象，對北京而言，等於開了一扇統戰的方便之窗。

試想，北京只要培養並安插「中共黨員的中華民國國民」進入台灣社會階層，例如教育體系，不僅足以混淆敵我意識，也更能明目張膽接受中共指示進行工作。

雖說中共至今並未承認「海外黨員」的建制，但從過往的國共鬥爭史，中共綿密部署在國民黨高層周遭的地下黨員，乃至中國接收香港後，傳出在港安插數十萬的地下黨員，甚至「某前特首」亦為成員，或明或暗，為了滲透，均可靈活運用。

信仰共產主義與加入中國共產黨，是完全兩碼子事。對台灣而言，既已遠離過去威權時代，政治信仰就是百分之百的自由，但成為中共黨員則進入行動的層次。翻翻中國共產黨章程，開宗明義就把「完成祖國統一」當成歷史任務，遑論身為黨員要對黨忠誠的起碼紀律。當立法院正修法要重罰共諜時，防微也要杜漸，對於中國可能大鑽台灣法令漏洞，培養「中共黨員的中華民國國民」，這可能是新的統戰伎倆，也可能是新的共諜變種，立法與行政部門都該設想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