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德國國會大廈改建落成，聯邦政府特地在新建的國會大廳，留下一面牆，這片牆上用西里爾字的俄文塗鴉，原來，1945年4月，俄軍東線部隊打進柏林，一批俄軍進入德國國會大廈，開始掠奪破壞，並在牆上留言，牆上的文字意思就是：德國人是一群豬。（德國國會大廈 圖／創用CC授權）

德國威瑪，一座充滿歷史記憶的城市，不只是因為德國憲法在此誕生，這裡也是德國統一後，第二次轉型正義的重要地標。

威瑪有一座美麗的森林：布痕瓦德爾森林。森林裡有一座納粹時代的集中營，1945年終戰後，這座集中營的囚犯，存活者只有寥寥數千人，但是，集中營並未關閉，威瑪市被劃入東德民主共和國後，1948年，在蘇共控制下，這一座集中營再度啟用，一直到1989年，總共有28,000位反對共產法西斯的德國人在營中關押，三分之一死亡，有一半以上屬於猶太人囚犯，很諷刺的是：終戰後，不少猶太人剛走出納粹集中營，卻再度入獄，自由實在太短暫，現在，這座集中營已經改為受難者紀念館，裡面的牆上，掛滿了兩個時代的受難故事。

主持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的主席耶朋曼，於今年1月24日來到台灣，分享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當他看到中正紀念館，還紀念著獨裁者，感到「不可思議」，他說：這裡應該是紀念受難者才對。他為了追討東德共產黨隱匿的財產，還原被共黨統治了44年，遭受強迫更名，以及被消除的城市街道名稱，和歷史記憶，並且糾正對獨裁殺人犯的錯誤崇拜，耶朋曼歷經了3次暗殺，但是，暗殺並沒有使他動搖心智。他說：這一切工作，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讓錯誤的歷史，不再重來。

想想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一路困難重重，和德國或者其他正在進行同樣工作的國家，並無不同，同樣要面對黨國集團餘孽反撲，同樣束手無策，甚至沮喪。

以波海三小國的轉型正義而言，拉脫維亞在1991年獨立後，公布了蘇聯時代的迫害人權事件真相，並展開調查，一位名叫瓦希里柯若諾夫的退休軍人，被指控屠殺村民，觸犯戰爭罪。1944年，瓦希里是蘇聯軍中尉，被派遣在拉脫維亞和德軍作戰，有一天，瓦希里和部下穿上納粹軍服，假裝成德軍，進入一個村子屠殺9位村民，其中一個孕婦，企圖以此事件，激發拉脫維亞人敵視德軍意志，法庭判決瓦希里6年徒刑。但是，蘇聯卻公開反對判決，並公布瓦希里是俄羅斯人，而且是戰爭英雄，這個事件還因此引發外交衝突，可見，轉型正義工程必須面對內外部挑戰，處境艱難。

最近踢到鐵板的婦聯會案件，正是如此，舊黨國集團反撲激烈，而政府內部還有一批所謂「和解派」，似乎忘了：台灣如果沒有摧毀舊中國的黨國一體，國家就無法從惡魔手中脫困，而且，對岸新中國黨國一體，擔心台灣這股轉型正義力量，有朝一日也會波及自己，所以，正在為藍營這股反轉型的惡勢力撐腰，我們缺少像耶朋曼這樣的屠惡龍的勇者，更重要就是：我們的社會，多數人對這工作選擇了沉默。

對邪惡沉默，才是邪惡當道的原因，因為人民不反對，就表示默許或讚許，而這種沉默，正好是人性中最難以突破的盲點。

1961年，東德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出版了一本小說：《分裂的天空》，書中描述西德一位男生和東德女生的戀愛故事，最後，兩人因為政治糾纏，決定分手。分手時，男生說：「政治雖然可以使愛情分割，但至少無法分割天空吧」，但是，女生卻說：「我們的天空早已經分裂了」，天空所指就是天堂。

這部小說，等於是作者的生命寫照，1929年，沃爾夫出生在布蘭登堡，1949年就讀來比錫大學，就加入東德統一社會黨，沃爾夫從不諱言：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追隨者，這部小說高舉了一位女性為了實踐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犧牲愛情，但是，沃爾夫引起議論的，卻是另一本短篇小說：《留下了甚麼》。

這本書在1990年出版時，已經是共產東德崩塌，書中大力抨擊了東德共產的監控文化，這個監控單位就是「史塔西」，但書評人很不客氣的點出：沃爾夫早已經寫好的書，其實可以在東德崩潰前出版，用文字對抗獨裁專制的體制，可是沃爾夫卻選擇在自由體制下才出書，可見沃爾夫沒有勇氣對抗邪惡。

更糟的是：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公布了「史塔西」的所有秘密檔案，東德人口1,700萬人，但是，卻有100萬人，擔任過史塔西的「抓耙子」，專門打小報告給國安單位，1953年到1957年，沃爾夫也曾作過抓耙子的工作，但是，沃爾夫卻在文字中，一字不提，好像沒有這回事，人格上顯然有重大缺陷，這個指控一直困擾著沃爾夫。

2011年，沃爾夫移居美國後，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也是她的遺著，這本書叫《天使之城》，主角就是作者本身，書寫了作者移民美國洛杉磯的故事和反省，又名《佛洛伊德的外套》，作者以心理分析的角度，為自己當年的沉默，作了解釋，她說：他的沉默，其實是一種對恐懼的防衛作用，或者也是故意遺忘，對所有生活在納粹，以及共產法西斯恐怖時代的人而言，生活中被監控的壓抑和創傷，造成心理上永不停止的逃避，最後採取使用遺忘的方式，企圖把那幾年中，她對別人，以及別人對她的監控罪惡行徑，趕出靈魂深處，她最後在書中坦承：自己的沉默和遺忘，其實是有罪的。

為了恢復人類生活的自由和隱私，不再受到政治監控，德國柏林的菲德列大街火車站，成為唯一世界上，公共空間沒有監視器的地方，在東西德冷戰時代，這個火車站，至少有500架監視器，每天監視著東西德之間，來往的人群。

不只沉默有罪，不抵抗也有罪，德國人對轉型正義的徹底執行，絕非簡單一句話：「在威權時代，大家都選擇順服」可以一語帶過。曾經在柏林圍牆上執勤的士兵，對手無寸鐵逃往西柏林的百姓開槍射擊，雖然在法庭上辯稱：是因為職務而開槍，也被判刑，法官說：你應該「努力抵抗不正義」，這就是鄂蘭所說：「平庸的罪惡」。

1949年，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推出新劇：「勇氣媽媽和他的孩子們」，這一部劇情描述戰爭時期：一位單親母親用木車，拖著飲食和生活用品，跟在德軍後面販賣，即便是在戰爭前線，也無所畏懼，在戰爭中跟隨母親的孩子，後來全部死了，最後只剩母親熬到戰爭結束，有人欽佩母親的勇氣，但是，作者想表達的卻是罪行，他說，雖然為了可以在戰爭中生存，而從事的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戰爭販子，因為有了物資的補充，戰爭可以越打越久，造成更多人死亡，這難道不是罪惡嗎？

台灣社會多數人善良卻又懦弱，我們就像沃爾夫，在面對威權統治時，沉默不語，甚至遺忘自己也曾經是共犯，我們對政治表示中立和沉默，並不表示我們更清高，而是一種騎牆派，牆頭草，看風勢兩邊倒！

從最近的台灣指標民調，可以顯示出來：自認沒有政黨喜好者，越來越多，超過50%以上，表面上好像對台灣兩大政黨的施政，都不滿意，其實就是不想對統獨表態，等待騎牆，以為自己誰也不去得罪，甚至有一天，老共堂而皇之佔領台灣，自己也可以接受。

如果從統獨民調來看，仍然佔多數的維持現狀者，落在50 %左右，這就是所謂「沉默的多數」，這些多數看起來拒絕統一，其實並非如此，或者應該這樣解釋：這些人喜歡民主台灣生活，但是，一但被集權老共統治，好似也無所謂。也因為維持現狀者占多數，以至於老共從來不放棄可以併吞台灣的機會，明明知道天底下，沒有可以維持的現狀，卻還偏偏選擇永遠維持現狀，說白一點，這種矛盾的中立者，就是等待騎牆而已，這是多麼可怕的沉默啊！

1986年，諾貝爾得主埃利威賽爾說：「中立和沉默，永遠是被霸凌者的敵人」，沉默者就如同那些在街上，看到弱者被強者欺負，卻袖手旁觀的人。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是強權的殖民地，從荷蘭人治台，一直到現在，當台灣人剛剛學習民主，享有自由的這片刻，過去被威權政權霸凌的經驗，依然被老一輩台灣人深刻記憶，甚至在潛意識中作祟，所以，多數人以為遠離政治是非之地，是一種自以為聰明的沉默，而年輕一輩的人，因為沒有見過威權政治對人民傷害，又無法從轉型正義真相，學習到教育，因此遺忘了歷史，最終選擇沉默中立。當他們有一天面對壓力或利誘，作了錯誤選擇時，才是這塊土地災難的開始。

曾經在柏林圍牆上執勤的士兵，對手無寸鐵逃往西柏林的百姓開槍射擊，雖然在法庭上辯稱：是因為職務而開槍，也被判刑，法官說：你應該「努力抵抗不正義」，這就是鄂蘭所說：「平庸的罪惡」。（柏林圍牆圖／創用CC授權）

1999年，德國國會大廈改建落成，聯邦政府特地在新建的國會大廳，留下一面牆，這片牆上用西里爾字的俄文塗鴉，原來，1945年4月，俄軍東線部隊打進柏林，一批俄軍進入德國國會大廈，開始掠奪破壞，並在牆上留言，牆上的文字意思就是：德國人是一群豬。

德國人用各種教材，深刻啟發自己，也讓下一代人知道：上一代人沒有阻擋希特勒掌權，所犯下錯誤的歷史，沉默不是君子，而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這才是轉型正義的宗旨，台灣是否能從德國的轉型正義歷程獲得啟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