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民主的敵人

 

1999年,德國國會大廈改建落成,聯邦政府特地在新建的國會大廳,留下一面牆,這片牆上用西里爾字的俄文塗鴉,原來,1945年4月,俄軍東線部隊打進柏林,一批俄軍進入德國國會大廈,開始掠奪破壞,並在牆上留言,牆上的文字意思就是:德國人是一群豬。(德國國會大廈 圖/創用CC授權)

1999年,德國國會大廈改建落成,聯邦政府特地在新建的國會大廳,留下一面牆,這片牆上用西里爾字的俄文塗鴉,原來,1945年4月,俄軍東線部隊打進柏林,一批俄軍進入德國國會大廈,開始掠奪破壞,並在牆上留言,牆上的文字意思就是:德國人是一群豬。(德國國會大廈 圖/創用CC授權)

德國威瑪,一座充滿歷史記憶的城市,不只是因為德國憲法在此誕生,這裡也是德國統一後,第二次轉型正義的重要地標。

威瑪有一座美麗的森林:布痕瓦德爾森林。森林裡有一座納粹時代的集中營,1945年終戰後,這座集中營的囚犯,存活者只有寥寥數千人,但是,集中營並未關閉,威瑪市被劃入東德民主共和國後,1948年,在蘇共控制下,這一座集中營再度啟用,一直到1989年,總共有28,000位反對共產法西斯的德國人在營中關押,三分之一死亡,有一半以上屬於猶太人囚犯,很諷刺的是:終戰後,不少猶太人剛走出納粹集中營,卻再度入獄,自由實在太短暫,現在,這座集中營已經改為受難者紀念館,裡面的牆上,掛滿了兩個時代的受難故事。

主持德國「聯邦處理東德獨裁政權基金會」的主席耶朋曼,於今年1月24日來到台灣,分享德國轉型正義的經驗,當他看到中正紀念館,還紀念著獨裁者,感到「不可思議」,他說:這裡應該是紀念受難者才對。他為了追討東德共產黨隱匿的財產,還原被共黨統治了44年,遭受強迫更名,以及被消除的城市街道名稱,和歷史記憶,並且糾正對獨裁殺人犯的錯誤崇拜,耶朋曼歷經了3次暗殺,但是,暗殺並沒有使他動搖心智。他說:這一切工作,不是為了報復,而是讓錯誤的歷史,不再重來。

想想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一路困難重重,和德國或者其他正在進行同樣工作的國家,並無不同,同樣要面對黨國集團餘孽反撲,同樣束手無策,甚至沮喪。

以波海三小國的轉型正義而言,拉脫維亞在1991年獨立後,公布了蘇聯時代的迫害人權事件真相,並展開調查,一位名叫瓦希里柯若諾夫的退休軍人,被指控屠殺村民,觸犯戰爭罪。1944年,瓦希里是蘇聯軍中尉,被派遣在拉脫維亞和德軍作戰,有一天,瓦希里和部下穿上納粹軍服,假裝成德軍,進入一個村子屠殺9位村民,其中一個孕婦,企圖以此事件,激發拉脫維亞人敵視德軍意志,法庭判決瓦希里6年徒刑。但是,蘇聯卻公開反對判決,並公布瓦希里是俄羅斯人,而且是戰爭英雄,這個事件還因此引發外交衝突,可見,轉型正義工程必須面對內外部挑戰,處境艱難。

最近踢到鐵板的婦聯會案件,正是如此,舊黨國集團反撲激烈,而政府內部還有一批所謂「和解派」,似乎忘了:台灣如果沒有摧毀舊中國的黨國一體,國家就無法從惡魔手中脫困,而且,對岸新中國黨國一體,擔心台灣這股轉型正義力量,有朝一日也會波及自己,所以,正在為藍營這股反轉型的惡勢力撐腰,我們缺少像耶朋曼這樣的屠惡龍的勇者,更重要就是:我們的社會,多數人對這工作選擇了沉默。

對邪惡沉默,才是邪惡當道的原因,因為人民不反對,就表示默許或讚許,而這種沉默,正好是人性中最難以突破的盲點。

1961年,東德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出版了一本小說:《分裂的天空》,書中描述西德一位男生和東德女生的戀愛故事,最後,兩人因為政治糾纏,決定分手。分手時,男生說:「政治雖然可以使愛情分割,但至少無法分割天空吧」,但是,女生卻說:「我們的天空早已經分裂了」,天空所指就是天堂。

這部小說,等於是作者的生命寫照,1929年,沃爾夫出生在布蘭登堡,1949年就讀來比錫大學,就加入東德統一社會黨,沃爾夫從不諱言: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烏托邦的追隨者,這部小說高舉了一位女性為了實踐社會主義理想,可以犧牲愛情,但是,沃爾夫引起議論的,卻是另一本短篇小說:《留下了甚麼》。

這本書在1990年出版時,已經是共產東德崩塌,書中大力抨擊了東德共產的監控文化,這個監控單位就是「史塔西」,但書評人很不客氣的點出:沃爾夫早已經寫好的書,其實可以在東德崩潰前出版,用文字對抗獨裁專制的體制,可是沃爾夫卻選擇在自由體制下才出書,可見沃爾夫沒有勇氣對抗邪惡。

更糟的是:兩德統一後,德國政府公布了「史塔西」的所有秘密檔案,東德人口1,700萬人,但是,卻有100萬人,擔任過史塔西的「抓耙子」,專門打小報告給國安單位,1953年到1957年,沃爾夫也曾作過抓耙子的工作,但是,沃爾夫卻在文字中,一字不提,好像沒有這回事,人格上顯然有重大缺陷,這個指控一直困擾著沃爾夫。

2011年,沃爾夫移居美國後,出版了自傳體小說,也是她的遺著,這本書叫《天使之城》,主角就是作者本身,書寫了作者移民美國洛杉磯的故事和反省,又名《佛洛伊德的外套》,作者以心理分析的角度,為自己當年的沉默,作了解釋,她說:他的沉默,其實是一種對恐懼的防衛作用,或者也是故意遺忘,對所有生活在納粹,以及共產法西斯恐怖時代的人而言,生活中被監控的壓抑和創傷,造成心理上永不停止的逃避,最後採取使用遺忘的方式,企圖把那幾年中,她對別人,以及別人對她的監控罪惡行徑,趕出靈魂深處,她最後在書中坦承:自己的沉默和遺忘,其實是有罪的。

為了恢復人類生活的自由和隱私,不再受到政治監控,德國柏林的菲德列大街火車站,成為唯一世界上,公共空間沒有監視器的地方,在東西德冷戰時代,這個火車站,至少有500架監視器,每天監視著東西德之間,來往的人群。

不只沉默有罪,不抵抗也有罪,德國人對轉型正義的徹底執行,絕非簡單一句話:「在威權時代,大家都選擇順服」可以一語帶過。曾經在柏林圍牆上執勤的士兵,對手無寸鐵逃往西柏林的百姓開槍射擊,雖然在法庭上辯稱:是因為職務而開槍,也被判刑,法官說:你應該「努力抵抗不正義」,這就是鄂蘭所說:「平庸的罪惡」。

1949年,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推出新劇:「勇氣媽媽和他的孩子們」,這一部劇情描述戰爭時期:一位單親母親用木車,拖著飲食和生活用品,跟在德軍後面販賣,即便是在戰爭前線,也無所畏懼,在戰爭中跟隨母親的孩子,後來全部死了,最後只剩母親熬到戰爭結束,有人欽佩母親的勇氣,但是,作者想表達的卻是罪行,他說,雖然為了可以在戰爭中生存,而從事的工作,卻是不折不扣的戰爭販子,因為有了物資的補充,戰爭可以越打越久,造成更多人死亡,這難道不是罪惡嗎?

台灣社會多數人善良卻又懦弱,我們就像沃爾夫,在面對威權統治時,沉默不語,甚至遺忘自己也曾經是共犯,我們對政治表示中立和沉默,並不表示我們更清高,而是一種騎牆派,牆頭草,看風勢兩邊倒!

從最近的台灣指標民調,可以顯示出來:自認沒有政黨喜好者,越來越多,超過50%以上,表面上好像對台灣兩大政黨的施政,都不滿意,其實就是不想對統獨表態,等待騎牆,以為自己誰也不去得罪,甚至有一天,老共堂而皇之佔領台灣,自己也可以接受。

如果從統獨民調來看,仍然佔多數的維持現狀者,落在50 %左右,這就是所謂「沉默的多數」,這些多數看起來拒絕統一,其實並非如此,或者應該這樣解釋:這些人喜歡民主台灣生活,但是,一但被集權老共統治,好似也無所謂。也因為維持現狀者占多數,以至於老共從來不放棄可以併吞台灣的機會,明明知道天底下,沒有可以維持的現狀,卻還偏偏選擇永遠維持現狀,說白一點,這種矛盾的中立者,就是等待騎牆而已,這是多麼可怕的沉默啊!

1986年,諾貝爾得主埃利威賽爾說:「中立和沉默,永遠是被霸凌者的敵人」,沉默者就如同那些在街上,看到弱者被強者欺負,卻袖手旁觀的人。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是強權的殖民地,從荷蘭人治台,一直到現在,當台灣人剛剛學習民主,享有自由的這片刻,過去被威權政權霸凌的經驗,依然被老一輩台灣人深刻記憶,甚至在潛意識中作祟,所以,多數人以為遠離政治是非之地,是一種自以為聰明的沉默,而年輕一輩的人,因為沒有見過威權政治對人民傷害,又無法從轉型正義真相,學習到教育,因此遺忘了歷史,最終選擇沉默中立。當他們有一天面對壓力或利誘,作了錯誤選擇時,才是這塊土地災難的開始。


曾經在柏林圍牆上執勤的士兵,對手無寸鐵逃往西柏林的百姓開槍射擊,雖然在法庭上辯稱:是因為職務而開槍,也被判刑,法官說:你應該「努力抵抗不正義」,這就是鄂蘭所說:「平庸的罪惡」。(柏林圍牆圖/創用CC授權)

1999年,德國國會大廈改建落成,聯邦政府特地在新建的國會大廳,留下一面牆,這片牆上用西里爾字的俄文塗鴉,原來,1945年4月,俄軍東線部隊打進柏林,一批俄軍進入德國國會大廈,開始掠奪破壞,並在牆上留言,牆上的文字意思就是:德國人是一群豬。

德國人用各種教材,深刻啟發自己,也讓下一代人知道:上一代人沒有阻擋希特勒掌權,所犯下錯誤的歷史,沉默不是君子,而是民主和自由的敵人,這才是轉型正義的宗旨,台灣是否能從德國的轉型正義歷程獲得啟發呢?

< 資料來源:《民報》引用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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