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位充滿勇氣，舉起唐吉軻德正義之旗，企圖力挽狂瀾的新任監委陳師孟，卻遭到以馬英九為首，當年破壞法治的國民黨人，猛烈圍剿，我們只能說：蒼天無眼。圖／張家銘

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花了數萬年時間，建立法治社會，則需要數百年，可是，破壞起來，卻相當容易。一但正義道德最後一道防線，遭受破壞，整個社會立即變成強者吞食弱者，或者弱弱相殘的境地，台灣從日治時代的法治社會，演變到國民黨黨國治台的法治崩潰，也就是短短幾十年而已，現在，人民對司法信任度排在最末，並且以恐龍司法譏之，正是這條崩潰路上的最佳寫照。

而一位充滿勇氣，舉起唐吉軻德正義之旗，企圖力挽狂瀾的新任監委陳師孟，卻遭到以馬英九為首，當年破壞法治的國民黨人，猛烈圍剿，我們只能說：蒼天無眼。

1943年「昭和18年」，一位夢想在台灣土地上，實施人權保障的律師湯德章，歷經困難的日本國家司法考試，取得律師資格，回到台南，湯德章的日本名字是坂井德章，一位日台混血兒，父親擔任過殖民政府日警，母親是土生土長台南人，沒想到兩年後，日本變成戰敗國，國民政府軍隊奉盟軍之令，接收台灣。

寫過《被出賣的台灣》一書的美國情報官喬治·柯爾，在書中說：台灣在戰敗時候，社會秩序良好，很顯然，在日本統治下，台灣已經是法治社會，沒想到短短一年，一個法治社會被國民黨政府破壞殆盡，最終導致228事件爆發。

日本作家門田隆將在《湯德章：不該遺忘的正義與勇氣》一書中說：2006年，台灣報紙曾經登載一篇訪問稿，訪問了1947年228事件當事人林江邁後人林明珠，林明珠回憶說：根據家中長輩口述，當年根本沒有所謂「查緝私菸事件」，因為，國府來台灣後，並沒有發給任何香菸販賣憑證，台北街頭，以賣菸謀生的人，隨處可見。天馬茶室門前，當天發生的事件，就是中國軍人買菸，卻不給錢，引發民眾不滿，而非國民黨所說公賣局查緝私菸所引發。

老輩台灣人也知道：日治時代，市場上已經普遍實施公訂價格制度，但是，中國人一來台灣，好一點的人，會討價還價，還是會給錢，差一點的人，看見喜歡物件就取走，這種現象很普遍，因為中國人缺乏法治觀念。

結果228事件爆發後，卻直接造成一個優秀法律人死亡。

台北暴動消息，在當天就傳到台南，許多不滿國民政府年輕人，開始聚集，其中有日本空軍飛行員提議：到大林輕航空隊開走飛機，飛往東京，向麥帥陳情，第二天，一群學生抵達航空隊，但是部隊空無一人，連飛機也被破壞，所以這些年輕人只好取走簡單武器，聚集到成大（原來名稱是台南工學院），3月5日，傳出安南區派出所被攻擊事件，整個事態更為嚴重。

3月6日，中國鎮壓部隊21師抵達台灣，這時候，陳儀要求各地政府就地組織228事件處理委員會，湯德章被推派擔任228事件處理委員會的治安隊長。在他遊說下，把聚集在成大的年輕人，身上擁有的槍枝回收，並交回軍方，沒想到這個動作，卻變成湯德章入罪理由。3月11日，湯德章被軍方逮補，審問時，逼問槍枝來源，軍方要求湯德章交出原來持有槍枝者名單，湯德章卻堅持不說，因此被嚴刑拷打，3月13日，臨時軍事法庭在台南地院開庭，由地院檢察官黃有忠擔任起訴檢察官，上午開庭，下午即被槍決，湯德章在死前用日語高喊「台灣人萬歲」，旁觀者為之動容。

國民政府找黃有忠做叛亂案起訴檢察官，是特意安排，因為湯德章回到台南後，就在台南開設律師事務所，遇到一個案子和黃有忠有關，當時柳營有一位富豪劉博鴻，家中有一妻二妾，其中，黃有忠娶了妾的女兒為妻，因為劉某年歲已高，有點失智症狀，家中大小希望趕快分產，強逼劉某人分產，於是，大老婆找到湯律師，向法院提出申請禁治產令，官司還在地院審理，以至於黃有忠也無法分到財產，國民政府當然知道：湯德章擔任治安維持隊長，絕不可能搞叛變，如果要叛變，為什麼還把槍交回去，找黃有忠當殺手，可以說是一石二鳥，最後，湯德章被判處死刑，湯律師一死，果然禁治產令被地院撤銷，黃有忠也如願分到財產，這是後話。

黃有忠既是台灣人，擔心審理此案，日後會被台灣人吐口水，後來自己也自費出書，寫了《我所愛的台灣，中國和日本》，書中把當年被國民政府壓迫，起訴湯德章回憶再說了一次，黃有忠回憶說：1947年228事件的秋後算帳，國民黨本來就要把責任推給在台日本人，這是最高層指示，把日本人挑動叛亂，當作228事件下台階，剛好湯德章有日本元素，所以作了替罪羔羊，這是一個政治黑手干預司法的死案，神仙在世，也無法救得了。黃有忠回憶錄說了實情，卻也道出台灣法律人，在國民黨來台後的悲哀，一個法律人成了替罪羔羊，如同人們討厭臭襪子，經常把他丟到床底下，卻忘了是腳臭，而不是襪子臭，襪子其實無辜，卻做了臭政府的替罪羔羊。

同樣這一年，日本也有一位法律人，為維護法律尊嚴而死，這人名叫山口良忠。

山口良忠在終戰後，擔任東京經濟案件庭審法官，1945年，日本戰敗後，由於韓國和台灣已經斷絕輸送稻米到日本，日本很快出現糧荒，加上戰後物資短缺，日本政府公布黑市買賣禁止令，防止投機抑制通膨，並且展開糧食配給制度，要求每個成人國民，每天進食卡路里，只限1,000卡，這個數字遠遠不足普通成人，每天必須攝取2,200大卡需求，所以多數老百姓會自求生路，在食物配及不足情況下，很多人只好求助於黑市，因此，每年大約有3萬件經濟案件送進法院，大部分是黑市交易被捕。

但是，到了1947年，隨著糧荒日漸嚴重，黑市交易案件膨脹到150萬件，東京都新橋、原宿、淺草，到處都可見黑市交易，黑市物資來源，一半來自美軍部隊，通常有錢人家，會把值錢物品典當，然後以現金買米及民生用品，這種行為雖說已經司空見慣，卻也違反國家法律，山口家裡屬於中產階級，山口太太也三不五時，把家中值錢家當賣掉後，換取物資。有一天，山口回家後，向太太訴說了審判一位70高齡老婆婆，涉及黑市交易案件，山口告訴太太：我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因為我自己不守法，卻要去審判和我一樣不守法的人，如果自己無法無愧於良心，我是無法持續法官工作的，於是山口告訴太太，即日起，只食用政府規定的1,000卡食物，並告訴太太，不可以再到黑市購買物資，1947年冬天，山口終於死於營養不良，《朝日新聞》還特別報導了這個消息，詳見約翰道爾的《擁抱戰敗》。

一位有良知的法律人，死於法律，因為這個法律就算是冷酷，卻必須遵守。這是一個戰後悲劇的時代，同時發生在日本和台灣，兩個法律人的故事，一個法律人為了捍衛政府法令而餓死，而另一個法律人，卻是因為政府破壞法律而死，這是多麼大的反諷啊！

日本從明治維新後，一改德川幕府時代，王權至上法律，朝向西方法治社會努力，1899年，還是俄羅斯王儲的尼古拉二世，曾經到日本訪問，有一天，尼古拉二世在橫濱街上，無故遭受一位仇俄人士持武士刀攻擊，武士被捕後，依照法律攻擊外賓，必須處死刑，尼古拉二世覺得有點太超過，於是向審判法官求情，希望可以免武士一死，卻被法官拒絕了，法官說：「政治不可干預法律，否則無法教育人民」，最後，這位武士還是被砍頭，尼古拉二世回國後，把這件事告訴幕僚說：日本國不可小看，這個國家正在邁向偉大，果然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被日本打敗。

沒有法治的國家，畢竟無法偉大，聖經說：公義使邦國高舉，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回頭看看被國民政府破壞的法律吧！

1912年，中華民國剛剛成立，司法院即頒發訓令說：「法官加入政黨，先進國家大多數引以為戒」，這訓令的意思就是法官或檢察官，最好不要加入政黨，但是，孫中山執意要搞以黨領政的黨國體制，1925年，老孫就在廣州國民政府率先破壞體制，撤除了法官和檢察官不可以入黨的規定，於是黨的司法官，就堂而皇之進入法院，1955年，已經播遷來台的法院開始成立司法官訓練所，「黨義判決」和「黨義擬判研議」，也進入課程，更不用說：司法黨部也早已成立，法院正式變成國民黨開的。（許水德在1995年的經典談話）

1960年碰上「自由中國雷震案」，剛好派上用場，老蔣乾脆在總統府示範表演：黨政如何干預司法的戲碼，10月8日，總統府發公文，召開雷震案研究會議，會中下達4個指示：1．判決主文撰寫要平淡。2．判刑不可少於10年。3．自由中國撤銷證照。4．二審不得改變初審。

政治黑手利用司法打擊異己，而本應維護正義的法律人，從此失去勇氣，台灣司法被關入黑暗的地牢，一直到威權時代結束後，台灣有良心的法律人，再度呼籲司法改革，2011年，通過《法官法》第15條修正案，明定政黨退出司法，法官和檢察官不得參加政黨組織及活動活動，前已加入者應退出。2012年，司法界最大一波退黨行動展開，根據統計：依法退黨人員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最多，高達64%，最高法院55%，最高行政法院50%，高等法院32%，地方法院18%，看起來，地院反而較少受到政黨干預，越高階層，政治黑手越多。

希臘哲學家第根歐尼，是一位不修邊幅的人，卻注重實際，有一次，亞歷山大帝去訪問請益，卻沒有事先通知大王來了，第根歐尼正好在院子裡曬太陽，見到有人擋住他的陽光，就大聲呼喊：「嗨，不要擋住我的陽光！」，現在，好不容易有一位正義之士，正在打開窗戶，讓陽光照進百年黑暗的台灣司法地窖，我們也要高喊：嗨，馬先生們，請不要擋住陽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