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五百年前的一五四九年八月九日，耶穌會神父方濟．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他雇來準備從麻六甲海峽航向日本的一艘舢舨上，瞥見福爾摩沙的棕色沙灘和翠綠山坡。當他聽聞中國籍水手說，這個名為「小琉球」的島嶼一片荒蕪後，並未多加評論。船隻繞過林木蓊鬱的淡水河口，向東北方航行五天後，於八月十五日抵達日本鹿兒島。直到一六○○年，耶穌會傳教士曾被明朝皇帝延攬擔任天文學者。一七○○年時，這些傳教士已為數以千計信奉天主教的中國教徒訂出一套「中國禮儀」，但因之而起的「中國禮儀之爭」，也讓耶穌會被羅馬教廷譴責為異端。

• 

  星期專論

福爾摩沙 航向中國的美好憧憬

在沙勿略神父艱辛橫渡台灣海峽五百年後的今天，這成為教宗方濟各看待世界的一個隱喻，在他的使徒外交裡，福爾摩沙是航向中國的美好憧憬。梵蒂岡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奠基於教宗希望未來能在共產主義中國傳播天主教信仰的願景。台灣的教會風氣自由且蓬勃發展，教宗幾乎毋庸掛慮。矛盾的是，教廷派駐台北的「大使」，只是駐節代表「中國」的臨時當局。

四十年來，中國地下教會在執行禮儀或神學研究方面，一直獲得台灣天主教會的支援。一九九一年，我曾到訪福建省福州市的聖多明我主教座堂，並臨時拜會福州教區總主教鄭長誠。我注意到，教會神學院的學生朝氣蓬勃，他們研讀的神學文本正是在台北印刷。當時，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內官拜福州市委書記。鄭長誠總主教認為，年輕的習近平（甚至比我還年輕）對福州教區態度寬容。雖然「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在主教座堂的地下室設有辦公室，但鄭總主教告訴我，他們從來不曾使用那間辦公室。他的「地上教會」似未受到黨或國家的騷擾。

中國的天主教信仰已經存續四百年，尤其是在東部地區。在朝代更迭與社會動盪之際，教會一直是一股精神力量，卻鮮少成為人民的庇護所。中共佔領上海後，當地的天主教會頑強屹立，但也飽受迫害和磨難。我對已故的台灣耶穌會省會長朱勵德神父有一件歉疚之事，朱神父一九七九年曾向我尋求協助，希望我為他的兄長方濟．沙勿略．朱（朱樹德）神父申請美國簽證。朱樹德神父當時剛結束二十年牢獄生活，暫居上海一間分租公寓，不知未來何去何從。而我當時是派駐北京的美國領事，即便竭盡所能向中國護照當局送出一份正式的簽證保證函，但朱樹德神父不久後仍再度被捕，四年後不幸在獄中逝世。

朱樹德神父的另一名弟弟—同為耶穌會神父的朱立德，也曾遭受牢獄之災，但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前獲釋，隨後被驅逐至台灣。事實上，上海朱家的八名兒子中，有四人成為耶穌會教士，朱育德是最晚的一位。據香港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報導，上海教區主教范忠良於二○一四年三月蒙主寵召，追思祈禱會的主祭者便是「上海地下教會團體負責人」朱育德神父。

一家四神父 都遭中國迫害入獄

我提及此事的原因在於，二○一六年九月十五日，高齡八十二歲的朱立德神父曾造訪梵蒂岡。由於他與三名兄長都曾因信仰遭到中共迫害，為了紀念他們的母親朱婷婷，朱立德神父參加在聖瑪爾大之家（Domus Sanctae Marthae）禮拜堂舉行的彌撒，向繫獄信徒的母親致敬。教宗佈道時憶述：「這樣的事情多次發生，當我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教區探望囚犯時，經常看見成群列隊等待進入探視的母親：身為母親的她們，絲毫不感到羞愧。」由此可見，教宗對於獨裁者及其用以囚禁異議的牢獄，並非一無所知。

那次彌撒結束後，教宗接見朱立德神父。朱神父向教宗自我介紹：「我是一名耶穌會會士，我的母親生養了四名耶穌會神父，四人都曾蒙受牢獄之災，最年長的一位於一九八三年逝於獄中。」教宗認出朱神父，說道：「你的兄長是方濟．沙勿略神父。」

教宗親吻朱立德神父的雙手，並提到：「你的兄長是一位非常勇敢的神父，我們都清楚他為天父做的見證。」朱樹德神父的骨灰在交還上海的家人後，於一九八四年透過一名擔任婦產科醫生的家族友人帶往梵蒂岡，接著又遠送至布宜諾斯艾利斯，交託給當時擔任總主教、本名為伯格里奧（Jorge Bergoglio）的教宗。教宗對同會兄弟朱樹德神父在中國的犧牲感動不已。身為耶穌會會士，教宗受到聖方濟．沙勿略，以及所有以此為名的同會兄弟無窮的啟發。如今，朱樹德神父的墓碑設於彰化縣。我不相信教宗會遺忘台灣。

一九六○年六月，我在台北的聖多福天主堂以「方濟．沙勿略」之名領堅振禮，由瑪利諾外方傳教會的唐汝琪主教主持。唐汝琪主教一九四九年也曾在中國被囚禁，後於五五年被逐至台灣。因此，我一直對以「方濟．沙勿略」為名的耶穌會會士有所偏愛。我也傾向於信任教宗，相信他在中國推廣天主信仰的同時，仍然深愛著台灣人民。

（作者譚慎格為美國國際評估暨戰略中心「未來亞洲計畫」主任。國際新聞中心孫宇青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