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鴻斌，在二○一五年，因涉嫌性騷擾女助理，而被司法院職務法庭判處免除法官職位後，提起再審，卻大逆轉改判罰俸，引發輿論譁然，並讓人質疑，是否又出現恐龍法官。惟就算認定是恐龍判決，也多少是因恐龍法官法所造成。

騷擾行為，若已達刑事不法，既然已經觸犯刑法，當然也不再適合擔任法官。而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必須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他人身體隱私處之行為，才可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惟陳姓法官騷擾女助理，顯然尚未達可處刑罰之程度，就得由職務法庭來決定，到底適不適合繼續留任，或僅是罰款、申誡了事。

惟對法官的評鑑或懲戒程序，往往是在其行為尚未達於不法，或者有無不法仍處於灰色地帶的情況下開啟，就必流向是對司法人員的道德檢驗。而司法院雖頒布有法官倫理規範，但觀其內容，處處充滿如高尚品格、廉潔自持、不得有損司法形象等等，皆屬極不確定的概念。若用之為法官個人內在修為之要求，尚無可厚非，但若用於實際的懲處依據，就必陷入審判者的各自解讀，致毫無標準。

如就陳姓法官的案件來說，原懲戒判決認為，行為即便尚未達於法律可處罰之程度，但已明顯逾越法官與助理間之分際，自屬情節重大，當免除法官職務。而再審的職務法庭，重新認定違反倫理的事實，從八項減為三項，且因此認為是尋求婚外情不果，行為不檢程度也屬輕微，致僅以罰款論處。顯見，在以模糊的道德或倫理教條為懲處依據下，任何職務法庭所做的決定，無論是符合大眾期待，抑或為人所咒罵，都肯定是恣意判斷之結果，致凸顯出法官法本身的恐龍特質。

更值思考的是，目前職務法庭，依據法官法第四十八條，包括當然審判長的公懲會委員長在內的五位成員，全數是法官出身，且必須實任十年以上之資歷。如此的合議庭結構，不僅為法官法的恐龍級數再加一等，且即便職務法庭並無為自己人護航之意圖，卻必引來瓜田李下之懷疑，致凸顯恐龍法官法，真的已到非改不可之地步。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