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圖／取自維基CC BY-SA 3.0
李敖在台灣現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可動搖的。
李敖對保守的、陳腐的傳統中國文化，那種摧枯拉朽的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
但年輕的李敖已死。
那個寫〈老年人和棒子〉的年輕李敖，那個高喊「對那些老不成器老不曉事的老爺們我不願再說什麼，對那些老著臉皮老調重彈的老奸巨猾們我也不願再說什麼，只是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希罕裏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的李敖，已經死了。
我們說他「死了」，不是說他的生命已經終結，而是說他的靈魂已經淪喪；不是說他的體溫已經流失，而是說他的熱情已經冷卻；不是說他的瞳孔已經放大，而是說他的識見已經蒙蔽；不是說他的心臟已經停止，而是說他的良心已經泯滅。
李敖已經是「老年人」，已經該交出「棒子」了！
李敖縱使能「長壽賽烏龜」，還是改不了他已行將就木的事實。
對於已死或將死的人，我們只能拭去眼淚，憑弔一番，然後前進。
年輕時，我曾熱切的讀著李敖的書。在那個令人窒息的時代氣氛裡，李敖是一個窗口，是照射陰暗角落的一線曙光。
讀多了李敖的書，我的文筆還一度沾染上「李敖風」。
其實，我這個年紀的人，稍為還有點自覺意識的，恐怕都或多或少有過這樣的經驗。
李敖參選總統之後，一位學弟很沮喪的說：「這個我曾經為他辯護的人，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對他沒有『痛恨』，只有『痛心』。」學弟嘆息。
我，何嘗不是如此？
「瞧，這個人！」猶太人對著耶穌嘲笑叫罵著。
「瞧，這個人！」尼采自己對著自己說。
「瞧，這個人！」我瞧著李敖。
年輕時高舉「全盤西化」的大纛，對傳統中國文化展開嚴厲批判的這個人，到了老年，卻護衛起傳統中國的「正統論」來。
李敖這讓人精神錯亂的舉措，真是嚇傻了我們這群熟讀他的書的人。
世紀末的台灣，的確有著世紀末的瘋狂。
在總統大選時，李敖不斷的用「清兵入京，明朝即亡」的例子，作為中華民國「亡國」的論據之一。
主張「全盤西化」的李敖，大可以用「西方」的國際法，或是「西方」國際政治現實等等理由，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李敖千不該萬不該，就是不該用「中國」的正統論，來證明「中華民國已經亡國」。
這不是李敖。這不是我們所敬愛的李敖。
這是李敖。這是真實的李敖。這是能洞澈未來、自稱「先知」的李敖。
李敖是「先知」。
李敖的文章像靈驗無比的預言般，不斷預示自己後來的墮落。
李敖曾經在〈我的殷海光〉一文中，批評殷海光晚年在病榻上由陳鼓應這批人「斷章取義，東拼西湊」出來的「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乃是由於「殷海光有『被投其所好，被小人利用』的弱點」，而且因為生病而「變得軟弱，神智自然也不如健康時清明」。
但身體健康的李敖，神智有比病弱的殷海光還要清明嗎？
李敖最喜歡引用美國詩人弗洛斯特所說的：「我年輕時不敢做急進派，因為怕年老時變成保守派。」李敖還在〈我最佩服的一個國民黨〉一文中，稱讚「蔡元培年輕時是一個保守派，年紀大了，卻越來越急進，急進得使他的袞袞同年和赫赫同志都跟不上。」
言猶在耳。
結果，受新式教育的李敖，甚至比翰林出身的蔡元培還不如。
——但先知不是早就自我預示了嗎？「他的晚年不如他的早年。」
世紀末了，人們頹廢、瘋狂、荒謬、變態。「不太讀書」的新新人類如此，也就算了；可悲的是：居然連「讀很多書」的李敖，也不例外。
李敖給我們看到的迷惘與錯亂，只是這世紀末的表徵之一。但別忘了：在「世紀末」來臨時，也意味著「世紀初」正在一步步的接近中。
是的，在我們面前，一個嶄新的世紀正迅速開展著。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要帶著從李敖身上習得的批判精神，無懼的往前繼續走下去。
我要對所有不義、所有殘忍、所有虛偽、所有壓榨、所有扼殺人性的事物，展開最嚴厲的批判，高唱我的「反調」。
「唱反調」，這是二十世紀的李敖，留給二十一世紀的我，最重要的精神遺產。
李敖是堅持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
於是，堅持「唱反調」的李敖，對正在往前飛躍進步的台灣，唱起了反調。但他唱起的不是「更加激進」的反調，反而是唱起了「保守」的反調。
的確，知識分子應該要「唱反調」的。我深受這句話的影響，並且奉之為終生的圭臬。
因為要「唱反調」，所以要拋卻心中殘餘的守舊思想，所以要與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徹底的決裂。
李敖，正是我仍然不捨、仍然依戀的過去。
從前，是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無懼當局的查禁，熱切的捧讀李敖的書。
而今天呢？
當我看到那些平素立場保守、反對改革的人，如今卻瘋狂的讀起李敖的書，並且大加讚賞、高度推崇起李敖來時，我想，是該向這個人告別的時候了。
告別李敖，即在告別我的青春年少。
附記：
2018年3月18日，李敖病逝於台北榮總。因思及2000年春，由於李敖在總統大選時的荒誕言行，讓我深感痛心，當時曾寫下這篇〈告別李敖〉以誌之，但從未公開發表。
那年，台灣經歷了首度的政黨輪替，也是我返回母系教書的第一年；如今，我已逾53歲，而這篇文章，反映的是我在35歲時的心境。值此多故之際，謹以此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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