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金素梅在「促轉會提名人審查」中質問黃煌雄，把日本戰後「銀行券」和通貨膨脹畫上等號，再把通貨膨脹和二二八畫上等號，意圖淡化「國民政府」在二二八的臭名，把責任歸於日本殖民政府，其心可誅。圖／張家銘

高金素梅於四月底「促轉會提名人審查」中，把發生二二八原因歸咎於二戰後「銀行券」的影響，意圖扭曲台灣通貨膨脹和二二八發生的原因，試圖稀釋「國民政府」的接收惡狀和統治的惡行，令人無言。

高金素梅在「促轉會提名人審查」中質問黃煌雄，把日本戰後「銀行券」和通貨膨脹畫上等號，再把通貨膨脹和二二八畫上等號，意圖淡化「國民政府」在二二八的臭名，把責任歸於日本殖民政府，其心可誅。

高金素梅的提問，被放到臉書，再以line的群族傳遞，還可笑的被網軍加註：「有些歷史……譬如日本投降後，還從日本印製大量台幣來台灣搜刮民生物資，造成通膨，間接引發二二八等，過去都不知道。感謝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的顛倒歷史問題已夠可惡，竟然有人笨到說日本投降後，到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兩個月間，還能印製大量台幣來台搜刮物資，真被他們打敗。

在解析日本戰後「銀行券」對台灣金融影響以前，先看一段汪彝定的回憶，認識當年台灣所用的貨幣，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才不會被高金素梅矇混欺騙：

「1946年初來台時最令我驚喜，後來卻深感遺憾的是台幣與法幣匯率（一比二十）不公平。拜此匯率之賜，我們這些早期來台的窮公務員，忽然之間發了一筆小財。我帶來台灣約有一、二十萬元法幣，按照二十比一的匯率，變成六、七千元，甚至上萬元台幣。我穿著一條舊卡其褲子來到台灣，這時趕緊去太平町（延平北路）做衣服，一口氣做了兩套款式不甚高明的西服，共花了我二、三千元而已。如果在重慶，這筆錢（六萬元法幣）連一條卡其布褲都買不到。不公平的匯率，是台灣人怨懟的一個原因。」

匯率的問題，除了造成個人相對的剝奪感，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以後，大量的糖、茶、香蕉與鳳梨等產品，被輸出至中國各省。但是，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法幣及改革後的金圓券）對台幣明顯高估，台灣物資大量外流，換回沒有用的法幣或金圓券，通貨膨脹的壓力越來越大。

除此之外，台灣人在這段期間，也嚐到中國人壟斷權位、貪污腐化，經濟剝削、物價暴漲和軍紀敗壞，擾民欺民的統治亂象，台灣人比在日治殖民時代的地位還不如，這才是發生二二八的根本原因。

高金素梅對問題的看法，不但忽略了二二八之前法幣匯率對台灣的不公平交易所造成的經濟剝削，還故意忽略「國民政府」把接收當劫收的「暗黑政治」亂象，已經把台灣人逼到死角。這種意圖稀釋「國民政府」的罪行，讓人無法接受。

至於高金素梅把「銀行券」當作是通膨和二二八的罪魁禍首，當然是睜眼說瞎話，扭曲事實在為「國民政府」卸責的策略而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距離國民政府接收的所謂10月25日光復節，尚有兩個月空檔，但物價已嚴重上漲，台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台銀不得不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應付市場需要，但台銀的無號碼鈔券，最大面額僅有百元，根本不敷使用。乃將在日本流通的大面額千圓券鈔（非台幣），空運來台，並經台灣銀行背書，於8月19日流通上市。其本體為日本的「武尊千元券」。

此批鈔券用以支付在台日本機關的薪餉，不是高金素梅所說，是要購買台灣糧食運到日本。以當時日本戰敗被美國所管轄日本政府，根本沒有自主能力有所作為。

武尊千圓券於1945年8月19日流通上市，至10月底的2個月內，發行7億8千4百28萬元，期間內躉售物價指數1,171.7膨脹為2,585.8 。亦即國民政府於1945年10月25日接收台灣時，台灣躉售物價漲了一倍餘。

1945年日本敗戰，台灣通膨的跡象已現。不過，日殖民的千元券，不是台灣通膨的原因，而是結果。日本敗戰，日本本國的經濟也一樣面臨崩解的窘境。

台灣當年通膨的原因，戰爭耗盡民間資材是肇因，日本殖民者有責任。但是，兩個月後正式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不當的匯率政策，將台灣當作予取予求的供應物資所在，國民政府在台灣設專賣局和貿易局，幾乎是全島經濟命脈所繫的日本企業，都被納入政府的專賣組織，並由大陸來台的「中國人」充任其中，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地掠奪，絕對和通膨一發不可收拾更有關聯。

這一點和二戰後「中華民國」所派官員到中國各地的接收被「中國人」通稱是「劫收」的情形一樣，同樣搞得中國通貨膨脹飛上了天。不過，「中華民國」也因為「劫收」而失去江山，算是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已經向「中華民國」討回公道了。可是台灣呢？

在台灣，又因為外行的「中國人」在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企業中，以「外行領導本地內行員工」，以致生產力低落。「中國人」又壟斷了全台灣工、農產品的購銷和輸出的經濟手段，圖利了國民政府的官員和親信，以致物價因官僚資本的剝削和台幣的濫發，使得台灣在國民政府接收1年多後，以產米聞名的台灣，米價竟然漲了四百倍，米價反比上海、廈門、香港需要輸入稻米的地方還貴，以致民不聊生，導致發生二二八事件，也就不意外了。

其實，不論是日本殖民者，或是外來政權的「國民政府」，對台灣都是外來的賊，強取豪奪的「外國人」。問題是這個「國民政府」的外來政權，至今還是「百足之蟲」，台灣若再放任不做轉型正義，萬一這隻百足之蟲復活過來，台灣人不是又要當奴隸了嗎？

所以，要先解決的是這隻還在台灣人頭上飛來飛去的蟲，台灣人才能無後顧之憂的建立自己的國家，不再被外來者予取予求。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和中共」雖然互打死傷千百萬人，它們兩家終究是一國人，對台灣來講都是外來政權，所以自然聯合起來打壓台灣。

說好聽一點，台灣只是和他們血緣相近、文化類同，大多數父系都來自大陸的相關性而已。可是，這群本土台灣人的父系大多是明、清時期來自福、廣一帶的人，比不上「國民政府和中共」都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產物來得親。所以，台灣就算不被外來政權稱作「殖民地」，至少也會被稱為「類殖民地」，享受「同文同種」的親密稱呼，也獨享「二等國民」待遇，只有當「扈從」的身價。

不管是還在台灣的「國民政府」這個「外來政權」，還是想要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單看它們兩個外來者「眉來眼去」的互相幫襯，把台灣當作一塊肉的計算，那來的什麼「一家親」丶「命運共同體」，就可以預測又有個或許有飯吃的「奴才」位置，等待著台灣人去就任。

所以，轉型正義當然要先處理的是有可能讓台灣再成為被殖民地的「國民政府」，以後再處理包括日本、荷蘭等外來殖民者對台灣的傷害也不遲。

因此，高金素梅在「促轉會提名人審查」，以日本殖民的千元券質問被提名者不是不可以，但以此硬說「銀行券」是後來發生二二八事件的原因，並且主張轉型正義要包括當年的日本殖民政府，轉移「轉型正義」的焦點在於「國民政府」的不公不義，這樣的立委，令人無法苟同，就如同她公然和前內政部長李鴻源勾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