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習近平大權在握之後，除了經貿的技術部分允許民間評論外，其他部份，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政策根據、軍事、戰略、學術、司法、歷史論述、社會控制、民間抗議等重大國家議題，一概不准「妄議」，有膽敢妄議者，刊物遭禁、人員裁處、連坐懲罰，並自詡敲山震虎、「痛打落水狗」。

中國因此沒有西方文明中定義的所謂知識份子，連中國傳統士大夫型知識份子的標準都談不上。

批評採取自保策略

西方知識份子反抗無底線，必要時可以否定甚至推翻整個權力的基礎；而士大夫型的中式知識份子則反抗有底線、以維護皇權權威為紅線，踰越則不被認為是士大夫，而是反賊。於是允許反貪官但不准反皇帝。 

當前中國知識份子還有點士大夫良知者，對政權的批評（遠遠達不到「批判」的程度）採取若干狡猾的媚權自保策略，像是小罵大幫忙、打擦邊球、藉古諷今、反貪官不反皇帝，即使皇帝比貪官還壞。 

現階段中國的知識份子，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份子一方面騎虎難下，為了面子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表演民主，二方面也從民運人士的身分中獲得利益，包括就讀著名大學並取得學位，入籍（政治庇護）以及不斷得到基金會、善心人士和西方政府祕密的經濟挹注。但是他們的民主修養有因此逐年深化嗎？沒有，醜陋的內鬥以及遭到中國公安部門的挑撥離間，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精力與興趣，乃至依然幼稚淺薄，毫無累積對中國政權的知識與鬥爭經驗。 

嚴厲批判西方文明的薩伊德（已歿），在他著名的《知識份子論》中定義知識份子如下： 

「知識份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知識份子是具有能力向公眾以及替公眾代表、具現、表明訊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在扮演這個角色時必須意識到其處境是公開提出令人尷尬的問題，對抗（而非產生）正統與教條，不能被政府或集團收編，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慣常被遺忘或棄置不顧的人們和議題。」 

竟反對台主體意識

事實上，顛覆知識份子意識最嚴重的還不是政權，而是所謂的「政策知識份子」（policy intellectuals）。

這些合作型知識份子在專業主義的驅使下，忙著拉幫結派，為權力階級和利益集團服務。此外，歷史意識與具體經驗也是知識份子的充要條件。知識份子必須「預防或阻止過去的消逝」，這在一個歷史遭簡化或刪改的時代，「知識份子的角色須就歷史提出另類的敘事與觀點，而非接受官方的記憶、國族認同與國族使命的鬥士們所提出的敘事與觀點」，而要「隨時隨地挑戰並擊敗看不見的權力所強加的緘默與規範化的寂靜。」這段話在中國蓄意抹除對文革、六四等暴政集體記憶的此刻，尤有深意。

當中國民運人士在海外高呼民主的同時，竟聲嘶力竭地反對台灣主體意識，主張在中國現狀下統一，我們即可輕易拆穿他們的民主假面。如果主體意識是經過民主程序完成，主張民主的人士怎能反對？於是，我們知道那些民運人士高呼反台灣其實是向北京表態；請求減少他們高呼民主的罪愆，也是可憐。所以應摘除這類民運人士的民主高帽，他們不但羞辱民主，也玷污知識份子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