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正面。圖／維基百科，作者：高偉格（othree）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我到高雄參觀的第一座博物館，是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這座博物館是愛河人文主義的地標之一，是台灣第一座由地方政府經營的城市歷史博物館，亦是古蹟再利用為文化館舍的典範。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會尋訪那些有古早味道的老建築。我在北京居住了十九年，眼看著這座古都的老建築像森林一樣成批地倒下，一聲吶喊也沒有地死於喜新厭舊的官僚，和竭澤而漁的房地產商之手。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巨無霸式的新建築拔地而起，鋼筋水泥再加上玻璃外牆，面目猙獰，張牙舞爪，中國是標新立異的西方那個建築師的試驗場。一介書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古老的北京被拆毀。

一個尊重歷史、尊重文化、尊重老建築的城市，才是有魅力、有故事、有溫度的城市。我沒有想到，被視為工業城市、文化氛圍，遠不如台北濃鬱的高雄，政府和居民卻早已具備了保護老建築的素質，史博館這棟老建築沒有被怪手摧毀，反而如鳳凰涅槃，重現生機，是何其地幸運。

史博館這棟建築物，極富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該建築完工於一九三九年，為日治時代的市役所。在建築形式上，屬日本帝冠式樣式，與歐式宮殿風格融為一體。此時，日本已發動窮兵黷武的大東亞戰爭，戰時嚴肅冷漠的建築風格，與大正時代溫暖歡快的紅磚建築，風格截然不同。為因應戰時敵機轟炸的危險，外觀以淺綠的國防色為基調，外露式陶燒排水管是少見建築景觀。

大廳內堂皇雄偉的挑高天井、刻有中西混合紋飾的圓柱，及希臘哥林斯式柱頭等，除顯示當時日本統治當局，意圖展現之威嚴與力量之外，亦彰顯出東西方建築風格巧妙結合的嘗試，堪稱日治時期最典型的建築體。經過大半個世紀時間的淘洗遞變，建築本身即是高博館最重要的館藏品，是一件深具歷史厚度與人文底蘊的經典之作。

這棟建築見證了八十年來，高雄城市的發展進程。國民政府遷台之後，這裡繼續作為市政府所在地，直到一九九二年市政府遷走。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該處為屠殺的現場之一，門前的廣場上，有大量人員傷亡。血泊可以洗去，逝去的生命永遠不能復活。

當這棟老建築卸下市政府的功能後，功成身退，何去何從？因其歷史地位意義重大，高雄市特將其規劃為市立歷史博物館，經過整修之後，於一九九八年正式開館。史博館承載著高雄市民的生活映像與歷史軌跡，是高雄城市發展與歷史文化變遷的最佳見證者。

為土地付出了十個天空的代價

在史博館一樓，為非常設展，多以人權、歷史和在地文化為主；二樓則為「二二八事件的常設展」。

我來的時候，一樓是以「風中的名字」為主題的特展，展出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政府密件、判決書、軍事往來公文等珍貴資料，還原了諸多歷史真相。在有關資料中，可以清楚看到蔣介石親筆批示的「判刑十二年以上的政治犯，全部槍決」等字樣，赤裸裸地暴露出獨裁者罔顧法治的帝王心態。二二八受難畫家陳武鎮的「判決書」、「誰需要判決書」、「風中的名字」、「虛擬巨惡」等系列作品，更是讓人回到道路以目的白色恐怖時代。

在高雄眾多二二八受難者的故事中，留日牙醫生黃溫恭的家書最為感人。黃醫師在被槍決前夕，寫下五封遺書給妻兒、妹妹。其中一封寫給還在媽媽肚內、未曾見過面的小女兒黃春蘭。這封遺書，一直鎖在國家檔案局中。直到三年前，檔案解密，經過遺屬的再三要求，這封信才得以發還遺屬，黃春蘭這才看到遲到五十六年的父親的親筆信。現任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教授的黃春蘭激動地說，蔣介石一紙公文，奪走她未曾謀面的父親，留給家族多少遺憾與悲痛，如今家人想要回父親寫給自己的遺書原稿書信，還要經過層層關卡程序，馬英九政府的做法，如同在難屬傷口上撒鹽。

在二樓而二二八常設展入口處，是一面巨幅的和平鴿展板，白色的和平鴿似乎要展翅飛翔。我看了太多死難者們悲慘的故事，在我的眼中，這隻和平鴿不再是白色，而成了紅色——被鮮血染紅了。那麼，紅色的鴿子，還能飛起來嗎？

在展室內，最吸引我的一件展品，是放置於玻璃框內的史博館微縮模型，展示國民黨軍隊在大樓前槍殺民眾的場景。建築的外形跟今天的史博館差異不大，在外面廣場的散佈著指頭大小的人物，男女老少，栩栩如生。或奔走逃避，或驚恐呼叫，或手捂傷口，或倒地身亡。這些小小人物，跟我在美國過聖誕節時百貨公司櫥窗中展示的聖誕小人一樣，情態逼真。不過，聖誕小人，個個喜氣洋洋、笑逐顏開；此處的小人，掙扎在生與死的邊緣，我不禁想化身為他們中的一員，當屠夫還未抵達時，提前去告訴他們、警告他們：快點離開啊，他們就要來殺人了！

然而，我無能為力，我被阻隔在時間和空間之外。作為後來者和外來者，我只能默默閱讀已經發生的歷史記載：當時，高雄市長黃仲圖及市民代表，一起到高雄要塞與守將彭孟緝談判，在市政府主持暫時代理市政的處理委員會成員，及市民緊張地等候談判結果。萬萬沒有想到，國軍比日軍更奸詐狡猾，彭孟緝下令扣留談判代表，派遣要塞司令守備大隊陳國儒部三百多名官兵，乘坐軍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市政府，不由分說，向人群掃射及丟擲手榴彈，當場即有數十名民眾喪命（包括王石定等參議員四人）、上百人受傷。

很多死難者並非「叛匪」或「暴徒」。比如，當時擔任《國聲報》駐高雄記者的鍾天福，三月六日原本跟《台灣新生報》記者謝有用等人約好，要一起前往高雄市政府採訪。臨行前，他受託去搭救一家不認識的外省汕頭人，延誤了採訪。當他趕到高雄市政府時，正好遇到大屠殺，子彈不長眼睛，他當場命喪市府大樓前。

很快，民眾作鳥獸散，軍隊控制住了大局，至少在市政府這一區域內，很少有民眾繼續反抗。然而，軍方早已有斬盡殺絕的計劃，國民黨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見人就開槍濫射，馬路上橫屍遍野，哀號呼救之聲不絕。從當天晚上到隔天早上，士兵持續攻擊躲在愛河及地下室的民眾，讓待在市府的民眾死傷慘重。官兵見到愛河水面上有氣泡，起初以為是魚，仔細一看知道有人躲在河下，又開槍掃射，愛河的河水都被染紅了。

記住每一個名字，而不是數字

我心情沉重地走出史博館，來到對面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這裡設置有二二八和平紀念碑、死難者名錄及相關紀念雕塑。史料顯示，紀念碑所在之地為一九四七年受難者被槍決的行刑地點之一。

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入口處，有兩件由藝術家黃清遠以台灣出產的白大理石製作的藝術作品，左側為『洄』、右側為『浪』，分別代表著破浪、迴轉的意象，呈現出二二八事件的起伏、圓融而漸歸平靜，洗盡歷史塵埃，迎向永久和平之意。

園區內的「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為黑色大理石所製，半人高，斜放，便於參觀者閱讀碑文。前面是數米見方的圓形黑色大理石平面，供憑弔者放上花束致哀。

另有一塊直立的紀念碑，為當時高雄代理市長葉菊蘭撰寫的「二二八和平紀念碑興建過程記略」，全文如下：

二二八和平紀念碑原設在壽山公園，因為基地狹小且碑文記述未詳，在近年相關資料相繼出現詳實後，二二八家屬屢次建議政府另立新石碑平撫心靈傷痛並警惕世人。二零零六年終於在中正四路愛河西畔的二二八和平公園內，以現代化地景式設建建立新紀念碑，碑體以適合人體工學的角度和高度，具體刻載事件的始末，一百六十八名可考的受難者姓名紀念牆，以青翠矮樹襯托，引導人們進入紀念活動廣場，整體高雅莊嚴、深具人文及歷史意涵。

二二八和平公園，過去名為仁愛公園，曾經是體育場、也是高雄最熱鬧的地下街商場舊址。在一九八九年一場大火後，整修為目前的新面貌。和平公園內樹木草坪遍佈，綠意盎然，是市民休閒活動的最佳去處。這座背負歷史回憶的和平公園，位於愛河旁並鄰近二二八事件地點，悠悠河水洗盡歷史塵埃，提醒世人對歷史悲劇選擇原諒，但不容忽視，後人必需尊重生命與和平的可貴，方能使台灣的族群和諧、民主自由更加進步。

最讓我震撼的是鐫刻著一百六十八名受難者姓名的紀念牆。紀念牆為白色大理石所製，一共三面，錯落有致，漸次排列。後人應當記住每一個受難者的名字，每個名字的背後，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生命不能用數字來簡化。

在台灣各縣市中，高雄市的二二八屠殺最為慘烈，究竟有多少人死難，已很難統計，但有名有姓、確鑿無誤的，至少是紀念墻上的一百六十八個名字。

在這批死難者中，嬰幼兒的比例為全台灣最高。彭孟緝的變態手下，特別喜歡射殺小孩，據最新公布二二八受難者賠償金資料顯示，最年輕的遇害者為一歲嬰孩吳亮。吳亮之父母從事寄藥工作，當時欲從高雄搭車返回故鄉台南縣。吳亮與其母在高雄火車站附近，無故遭士兵以刺刀殺害，其母當場死亡，一歲兒童吳亮在十多天日後傷重死亡。連不具危害性的母子都不放過，這是何其惡毒的屠夫？

其他被殺害的孩童還有：四歲的陳長生，在前金區自宅前無故遭槍殺，四歲的蔡金鳳在鼓山區自宅無故遭槍殺，四歲的蔡壽在旗津鎮自宅，無故遭槍殺，五歲的劉麗香在自宅遭流彈擊中死亡。這是戰爭期間，也違背《日內瓦國際公約》的「無差別」射殺。兇手應當被送上國際法庭，繩之以法。

高雄屠夫彭孟緝與屠夫辯護士朱浤源

在「高雄市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碑文」中，關於高雄二二八事件的段落如此寫道：

本市自三月二日起已呈不穩之勢，軍民間的衝突一觸即發。三月六日上午，本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推派代表，由市長黃仲圖、議長彭清靠、苓雅區長林界、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續、群眾代表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等七人，依約上壽山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談判，以便收拾局面。不料彭孟緝卻藉機扣留一行人（並於八日處決涂光明、范滄榕、曾豐明三人）。在中午兵分三路往攻市政府，而後揮軍火車站、高雄中學，一直到七日中午，才停止軍事行動，造成不少傷亡。在鎮壓過程中亦有軍人闖入民宅搶劫、開槍，造成無辜市民死傷之事。但事件後彭孟緝卻因「功」而被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擢升為台灣全省警備司令。

國民黨軍隊外戰外行，內戰也不內行，否則不會被人數和裝備處於劣勢的共產黨軍隊打敗。但這支軍隊屠殺人民卻綽綽有餘。許多國民黨的將軍，對日軍和共軍作戰時候是草包，屠殺人民時卻心狠手辣。彭孟緝其人，為砲兵出身，在剿共和抗日諸多戰役中屢戰屢敗。一九三七年，蔣介石發動淞滬戰役，出動六十大軍入侵上海公共租界日本區，彭孟緝屬炮兵第十團，帶領堪稱國軍「雷神之錘」的德製榴彈砲準備攻擊日軍，反倒被增援的日軍打得丟盔棄甲。彭孟緝在撤退時，將國府以重金買來的德製榴彈砲推入河中，狼狽不堪地空手逃走，蔣介石卻不加懲罰，繼續重用之。

一九四六年，彭孟緝來台灣擔任高雄要塞中將司令。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彭孟緝發現這是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只要有膽殺人，就能戴上紅頂子。彭孟緝心中，一開始就認定此次事件是有心人士之叛變，非武力不得解決。於是，他在尚未得到上層命令的時候，就自作主張展開軍事行動。這場高雄屠殺不分晝夜，槍聲不絕，直到三月八日，市中心的屠殺才告一段落。三月八日下午，才有三三五五的老嫗少婦冒著危險四處尋覓親人的屍體。不省人事的負傷者，被送往市立和省立醫院時，血還不斷地淌著，使病院宛如屠場。

而郊區的殺戮仍然在有條不紊地進行。三月十日，岡山教會收容無法回家的學生與人群，解決他們吃、住的問題。蕭朝金牧師被彭孟緝懷疑是聚眾滋事、收容暴徒的危險分子，派遣二十一師何軍章的部隊前往清剿。中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形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傳統：戰時教堂是和平、中立的地區，教堂可以庇護百姓，交戰雙方的軍隊都不會侵入教堂殺人。但是，彭孟緝的部下哪裡遵循這些文明準則，氣勢洶洶地衝入教堂抓人。蕭朝金牧師等人勸阻無效，被士兵五花大綁地綁抓走。

包括蕭朝金牧師在內的多名被擄掠人士，被何軍章的士兵，用卡車帶到岡山教會與岡農之間的一個交叉路口。士兵們以濃厚的四川話大聲吆喝眾人下車，眾人剛剛下車，士兵們突然舉起槍枝，連發射擊，槍決行刑，蕭朝金牧師等人如待宰的羔羊一般，以坐姿被槍殺。

在此後的「綏靖行動」中，彭孟緝甚至脅迫受難家屬，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的場景。由此，彭孟緝贏得「高雄屠夫」之「美譽」。

果然，在這場「比酷」的競賽中，彭孟緝在國民黨駐台高級將領中勝出。當國民黨當局成立台灣警備司令部、以進一步控制台灣時，對司令人選，各方暗鬥甚烈。屠殺全島民眾的劉雨卿竟然輸給只是屠殺高雄民眾的彭孟緝，可見彭氏在蔣介石心中地位突出。一九四七年秋，國民黨當局發表彭孟緝為台灣警備司令的人事命令，並記大功二次，傳令嘉獎，且於次年元旦敘勳，奉頒四等雲麾勳章。

此後，彭孟緝步步高升：一九五四年，擢升為副參謀總長，在參謀總長桂永清去世之後，又接任參謀總長。一九五七年，調任陸軍總司令並兼台灣防衛總司令。一九五九年，晉升陸軍一級上將，再任參謀總長。一九六五年，擔任總統府參軍長。一九七二年，擔任戰略顧問。以軍人而論，這個在戰場上毫無戰功的將軍，偏偏攀升到了最高職位。

不過，極具諷刺意義的是，彭孟緝作為地位顯赫的陸軍上將，死後其家人卻不敢將其送入忠烈祠。多年以後，二二八事件獲得正名，受難者以及民間團體向政府提出抗議，認為彭孟緝死後入祀於忠烈祠，是對他們的傷害，應將彭氏移出忠烈祠。時任國防部發言人虞思祖少將表示，經過核查，彭孟緝的家屬，至今未向國防部申請入祀圓山「國民革命忠烈祠」，台北、台中、高雄等地的忠烈祠，也沒有彭孟緝入祀的紀錄。

彭孟緝的家人並非有自知之明，他們在搞別的小動作。彭孟緝之子彭蔭剛，託連戰的門生朱浤源等人積極為彭孟緝平反。朱浤源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彰健及業餘史家武之璋發表《二二八研究增補報告》，提出所謂的「新觀點」：日本人蓄意放棄對糧食配給管制，造成光復後台灣糧食大災難，是二二八事件的原兇；美國人則為自身利益，企圖掌控、佔據台灣，屬於幫兇。二二八事件中，「基督教長老會與大流氓結合，會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黨等人一齊暴動」，所以該事件是「民逼官反」，「彭孟緝在處理高雄事件，是沒有犯什麼錯誤的」。屠夫變菩薩，需要何等的生花妙筆。

不過，跳樑小丑豈能遮蓋、扭曲歷史真相。二二八事件基金會隨即發表《有關朱浤源等人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還原」一文之澄清》，文章指出，就二二八死難者數字而言，學者的「推估數」為一萬八千人至兩萬八千人，而基金會受理通過兩千兩百五十三件受難案件，其中「死亡」類別有六百八十一件。任何稍具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這兩個數據截然不同，更無從類比。不能以後者來否定前者。更為重要的是：「二二八事件為台灣歷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受難案件，有識之士所重視的是主政者公權力的濫用及其對人權的踐踏，而不在於屠殺人數的多寡，這是當代文明人所應具備的基本人權理念。」

多年前，我為了研究孫立人，在台灣民主基金會安排的訪問計劃中，特意去拜訪據說是孫立人研究專家的朱浤源。結果，三言兩語之後，彼此便話不投機。孫立人冤案，兩蔣難辭其咎；朱氏卻百般為兩蔣開脫。我沒有想到，身為中研院研究員的朱氏，居然是獨裁暴政之辯護士，真是枉讀詩書、有辱斯文。我相信，若是共產黨給他足夠的好處，讓他撰寫六四屠殺沒有發生過的「學術著作」，他也會頭懸樑、錐刺股地完成。屠夫彭孟緝可恨，一定要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為屠夫辯護的無恥文人朱浤源丶武之璋亦可恨，一定要讓他「陪榜」彭孟緝，在去往地獄的道路上互為伴侶。

< 資料來源：《民報》｜ 引用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