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雄先生每次寫到政治犯的悲情，令人感慨。筆者也曾經是政治犯，脫出台灣後即成為通緝犯。那都不是很有趣的事，也有悲情，這裡不談，僅回憶些雜瑣，無關大事，僅望博得一笑。

脫出台灣被通緝以後，在政府公文書裡的正式稱呼是「彭逆」（與共「匪」有別而不相上下）。在海外常到各地訪問演講，政府駐外機關每次的報告是「彭逆今日竄至」某地。

演講時地，都事先發表，國民黨在外機關的例式反應是：先散佈謠言，演講當場將有人投炸彈，使人害怕不敢去；次則發動職業學生和特務到現場，利用質問時間，攻擊和羞辱我，每一發言者，發給四十美元賞金。結果每一發問，大同小異，顯然出於一個人的手稿。例如質問我「你說台灣沒有自由，那麼你怎麼能脫出台灣？」不知所云，我的標準回答是「我能脫出台灣，不是因為台灣有自由，而是因為我比那些二十四小時監視我的人們較高明一點」。雖有國民黨的操作，大概大家好奇，每一演講都聽眾滿座。

有一次在亞利桑那州大學參加研討會，我坐台上發言，突然有人衝上台，以生硬的英文指著我大聲連罵「you stupid」（你混蛋）咆哮不止，直到警察介入。另有一次，在加拿大演講，首先介紹台灣，面積約多大、人口約多少，都是公開的數字，馬上有人站起來中斷，質問「你的數字有什麼根據，是從哪一本書或資料的哪一頁、哪一行說的？」目的只是要擾亂。

回台數年前，忽然有美國聯邦調查局ＦＢＩ要員急找我，告訴我他們得到秘密情報，國民黨計畫殺我和林義雄，要我特別小心（可見國民黨被ＦＢＩ滲透了），我沒有什麼資源採取特別安全措施，只有恢復剛到美國時的辦法，手槍裝好子彈，睡覺時放在枕頭旁邊。ＦＢＩ要我每日電話報安，以後就不了了之。

台灣民主化後，我的通緝令也撤銷了。一九七○年脫出台灣時，心想永久不會回來此地了。世事無常，現在卻可以自由出入，想回去看看，卻躊躇起來。我離開這麼久，我脫出那年出生的台灣人已經二十四歲了，二十四歲以下的台灣人，恐怕我的名字連聽都沒有聽過，如果回去，被看作陌生人而冷落，那不如不回去。最後還是歸心贏了，在美國和加拿大同鄉，近百名表示要與我同行回台，變成大旅行團。

完全沒有意料到，我們抵達桃園機場，歡迎的人群爆滿，擠得我兩腳浮上不能踏地（沒有誇張）就這樣前進機場。這麼熱烈歡迎，我衷心感動。

熱情過後，翌日發現，擠滿的機場竟成為職業扒手的天堂，從美國、加拿大回來的同鄉們，依習慣，都把皮夾和護照放在褲後袋，統統不翼而飛，連搭車的錢都沒有，狼狽不堪，數日都忙於申請新護照，四處找親朋借錢過日，怨聲載道。

（作者為前總統府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