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唸中學時，台灣還很流行「打燈謎」，一些報紙甚至會開闢一欄有獎徵答。讓我這種缺零用錢的高中生躍躍欲試、屢敗屢戰。不記得是哪一年的中秋節，有一則燈謎的謎題就是「月圓人未圓」（打台北一地名）。我馬上寫了「景美」寄去，心想：沒有家人的團圓、唯景色美麗而已。結果當然「答錯了」，一揭曉，正確答案是「十五份」。沒聽過這個地名？這是景美興隆路一段附近地區的舊地名，後來發現所謂的「十五份遺址」，考証兩千多年前這裡就有聚落。

「十五份」本來是如同九份、七股、五結等台灣地名，數字代表墾殖者農礦財產的「持份」或計數，但這兒被拆解為「十五月圓而人分離」，令人格外感傷。

中秋前收到一封陳情信，女兒為在監服刑的父親求情，文筆非常流暢達意、而又充滿感情。與一般來信要求伸冤不同，她開宗明義地表示，希望我為其父「尋求解決之道，因為這不是冤」。原來他父親在1992年犯下強盗重罪，依當時尚未廢止的〈懲治盗匪條例〉判無期徒刑。該條例雖因是否早已失效而爭議不斷，但中國國民黨執政期間一直閃躲問題，最後於2002年在陳前總統任內始公告廢止，所有罪刑改以〈刑法〉「強盗罪」論處，刑期大幅減輕。但對廢止前依〈盗匪條例〉論罪者，刑期不得減輕、全國減刑沒有適用、甚至報請假釋改依1998年新制，由服刑10年調整為15年才得提出，所以其父坐滿15年又過半年，才獲准假釋出獄，沒有任何優遇、只有更嚴格。

這是故事的上半，接下來就是另一個更大的悲劇。其父出獄過了七年定期向管區報到的日子，還差三年才假釋期滿恢復自由之身，不料這時卻又犯了一項「微罪」（賭博），被判刑一年七個月。這次「累犯」的代價匪淺：依2008年立法院修法新規定：其父假釋因再犯被取銷後，要再服刑25年才能重新聲請假釋，屆時重返社會已是85老翁，何況「他能否從獄中站著走出來都是個問題。」

女兒又說：「每個人犯了法，理應接受制裁，這無庸置疑，家父也一樣。就像他當年傷害了被害者被判無期徒刑，我不會為他爭取什麽權利。但如今這25年真是太殘酷了，只因微罪、又是已廢除的條例，若是依舊法，理應只再關10年，不是嗎？」她提到父親第二次犯罪：「我們毫無背景，是這片土地上腳踏實地的平凡人，有時為了生計導致步伐稍有差池，⋯⋯家父所犯之罪也只與自己有關，絕非傷害別人，這25年刑期無疑是壓垮我們家庭的最後一根稻草，⋯⋯這是否是司法上的矯枉過正？」

她父親第二次入獄也已經五年，五年來她說曾寫過「上千封陳情信」，不是石沈大海、就是敷衍應付，轉而希望我能找出解決之道。很巧的是，擔任尖尾之後，我的地平線上出現了一位年輕法官，他聰穎正直、帶著些許「叛逆」，每次請教他法律上的難題，總是獲益良多；最近他知道我接到兩、三件有關〈懲治盗匪條例〉的陳情案，給我三篇十多年前他的判決文，裡面對這個條例的來龍去脈及適用爭議，做了詳盡的剖析。

大概而言，該條例誕生於1944年4月8日，目的是在懲治當時中國遍地「盗匪」（也許是「共匪」？）的情況，所謂「治亂世用重典」。但條例第10條明訂施行期間為一年，必要時得以行政命令延長之，此即所謂的「限時法」或「落日條款」。無奈隔年盗匪越殺越多，不料國民政府一方面這個條例用得順手，另一方面卻忘了要延長這回事，等到想起，已經超過一年期限。不過當時兵荒馬亂，沒人在意，之後另有三次逾時延長的記錄，也都當做沒事。直到 1957年 6月5日，老蔣不耐煩了，乾脆改「限時法」為「常態法」，再到2002年陳總統予以廢止，該條例享年五十有八。問題出在1999年有一位人權律師蔡兆誠在辦案時赫然發現，該條例在滿週歲時未及時延長，竟拖到4月26日才命令延長，所以依照法理早已斷氣夭折、失其效力，其後所為的補正延長或更改公告，都有如「在死人身上急救或手術」（法官朋友用語），就算請來柯 P做器官移植，也不可能起死回生、延年益壽（本人用語）。為此事法律學界與實務界舉辦過研討會，大都採「無效」見解。這幾年只有法務部與檢察署試圖用一些法院判例硬拗，這似乎已成為官府面對挑戰質疑時的 SOP，反正就是死不認錯、我說了算。但任何人和法院打過交道就知道，法官和檢察官對期限看得比什麽都重要，無論上訴或抗告郵戳晚了一天的話，司法衙門不都是「誰理你啊？」何嘗有「逾時補正」這回事？這樣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會不會太明顯？

我不禁在想，如果今天的民進黨政府能夠坦然面對過往的錯誤，概括承受歷史責任，以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對過去受有〈懲治盗匪條例〉的判決者，施以「從新從輕」的重審，給予最有利的判決，這難道不是某種形式的轉型正義？或許這對父女「月圓人未圓」的遺憾，不致於要拖延25年。

但這個期待會不會應了「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